“至少我为共产党也出了一份力嘛”

文|复焱 编辑|刘磊 摄影|邢铁军   2016-05-22 02:14:24


文|复焱 编辑|刘磊 摄影|邢铁军

“给它的补课,给它的延伸,给它的升华。”陈先奎先生用一个颇有气势的排比句概括考研政治辅导的价值,它指的是高校自身开设的政治课。从外表看上去,你很容易误认为眼前这个61岁的发福男子是一个官员。开口讲话,“这是一种”、“第二点呢”、“几个阶段”,讲到关键处,音量不自觉地抬高,仍然像领导。他的身份的确与此不无关联,他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考研政治辅导名师——百度百科称他“被广大考生誉为考研‘毛中特辅导第一人’”(编者注:毛中特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考研政治考核科目之一)。

考研辅导陈先奎已经做了17年。 1999年,刚做这行的时候,他最大的感受是“高校的政治理论课基本上是失败的”。 “实际上我们老师去做这个考研政治辅导班,是在为高校政治理论课去补课,是还高校的欠债,你没教好人家呀,你教好人家,政治理论这点东西学生还要去(参加)辅导啊?”原本觉得考研辅导“旁门左道”的他心态慢慢转变过来了,他为这份第二职业找到了价值。

“学生这个时候呢是最愿意听的,最集中的,那么你在这里讲的又有道理,那学生呢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能影响相当一批学生。” 陈先奎发现,在考研辅导的课堂上,他可以更好地发挥“ 一个政治老师的正能量”。在微博上,陈先奎介绍自己是“一个新左派,一个自由马克思主义者”,在很多政治观点上,他既不赞同“自由派”,也不赞同“极左派”。“至少尽我个人的能力去讲清楚哪些思想是错的,哪些是自由化的,我态度非常鲜明。”陈先奎说。

传播“正能量”也需要很多技巧。他有两个杀手锏,一是故事,二是激情。在讲解知识点时, 适时抛一些小故事,抖一些小包袱,学生们爱听,比如在讲到“谁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点一下提出者李大钊是被哪个军阀绞杀的以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典故。 故事要讲, 但不能太多,以免喧宾夺主,但激情则要充足地贯穿整节课。从走进课堂的那刻起,就要稳控局面:一节50分钟左右的课,学生哄堂大笑几次,跟着老师激动几次,什么时候安静下来记笔记(“就像蚕吃桑叶那个声音”),课堂气氛的高潮在哪儿发生,都得在他的掌控之中。

与考研辅导课堂相比,在校内上课则轻松得多。本科生的课堂规模也就200人,研究生只有几十人,就很轻松地聊天,“潇潇洒洒的”。但对陈先奎来说,作为教师的成就感更多地来自更耗精气神的考研辅导班。“你把你的观点讲出去以后,学生那种热烈的气氛,高兴,”陈先奎说,“至少我为共产党也出了一份力嘛,我是共产党员,我写了很多文章在网上被围攻,但是我在课堂上得到了学生的理解,得到学生的赞同,我就非常高兴了。”有的学生课后对他说,陈老师你改变了我很多观点——陈先奎觉得,听了他的课之后,“有正能量看法的,怎么也在30%左右”。甚至有其他专业的学生听课之后觉得“不过瘾”,索性改考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研究生了。

讲课之余,陈先奎喜欢在媒体撰写有关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方面的文章。他的观点在网上引起的反应与课堂完全不同,不同的声音随处可见。2014年9月10日,他在《环球时报》发表的一篇名为《爱国和爱党在中国是一致的》的评论更是引发热议。网上的争议声音让他一度“很痛苦”,他觉得“讲这个话天经地义”:“我是共产党员,我真正的共产党员嘛,对吧,我为共产党讲话有什么错呢。第二呢就是说,我讲这个话我是真诚的,我不是说嘴上一套,是为了领导给我当官,是为了得好处,没有的。”

他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感情来自家庭传承和专业熏陶,“旧社会是童养媳”的母亲对他有两个要求,其中一个就是“什么都可以干,但是不能反共产党”。专业背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政治倾向。高中毕业时,他在校长的建议下读了一所师范院校的政治教育系,考研时,他又报了人大的中共党史系。在陈先奎看来,接受政治专业的教育“无形当中就有一个潜意识在那里约束你”,他拿自己本科和研究生所在的两个班级举例 :“我那个政教系, 就我那个班104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被抓,没有一个人出问题的,刑事的、贪污的都没有。那么我们党史,我那个班是17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犯错误的,他讲和不讲还是不一样。”

也并不是每一个老师都在考研辅导班的课堂感受到了温情脉脉,当学生对老师的讲课质量不满意时,残酷的一面立刻展现出来,老师将不得不面对台下丝毫不留情面的学生们,这些年里,光陈先奎知道的,被学生抢话筒轰下讲台的老师至少也有十几个。“它是市场经济嘛,学生是交了钱来的,他是你的上帝。”讲究传播“正能量”的陈先奎非常清楚并理解其中的逻辑。

不过,陈先奎并不担心这些,师范院校的背景让他掌握了娴熟的授课技巧,因而可以轻松应对不同的学生。1990年代初,他给燕京神学院讲政治理论课时,也“很受欢迎”。给神学院讲课与在人大校内或校外的辅导班讲课又都不同,其中的技巧是注意分寸以及找到让学生产生共鸣的点(比如,学生中出身贫困的多,那就讲怎么用马克思主义看中国的贫困问题,以及“用爱国主义去找他最大的共同点”)。

密集辅导的时间是每年暑假和考前的一两个月,每年要跑十几个城市,开二十几个班,这么多年下来陈先奎几乎跑遍了中国的全部省份。他发现,学生的课堂反应也有着鲜明的地域性。四川、湖南和江西的学生“ 听完以后就给你表现得很热情”;东北学生很少哄堂大笑,“冷幽默”;上海学生有气氛,但“笑得很优雅”;山东学生“沙沙沙”地一字不落记笔记。

尽管在考研辅导的课堂上,陈先奎收到的赞同和理解居多,但也偶有学生表达不同意见,“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对毛泽东的这个评价”。陈先奎自称“拥毛派”,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功大于过,过不是罪”—就像很多其他的政治观点一样,他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了高度一致。尽管不同意学生的观点,但他越往后越觉得能思考这一类的问题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明显地感觉到,2006年之后,辅导班上“注意在思想上受影响、受教育的人开始少了”,尤其到了2010年以后,学生们大都完全为了应试而来,变得“非常现实主义”,“已经不思考政治理论问题了”,“正能量”的传播效果也因此大打折扣。不过他对此表示理解—现在考研已经成了学生们找不到工作之后的无奈选择,他们普遍面临的现实压力更大了,所以已经无暇思考这些宏大议题。

陈先奎一直对这些宏大议题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他正在写一本有关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书,最近几年,他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写作上,除了与少数几个城市的培训机构或大学仍有合作,已经很少出去讲课了。但这么多年累计辅导的数以百万计的学生让考研辅导仍然离不开他的生活,有时走在大街上,突然有人给他敬礼,说,我就是读了你的书考取(研究生)的。办事时,窗口后面的女孩突然说,哎呦,你不是陈老师嘛,我是你考研的学生。每当这时,陈先奎都觉着做考研辅导的这些年“问心无愧”,心里头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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