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

文|张瑞 编辑|赵涵漠 摄影|马闪山   2016-05-22 02:11:08


2012年之前,作为褚时健独子的褚一斌在新加坡做金融,很少出现在公共视野之中。2012年底,他接到老父亲的电话,“我年纪大了,也跑不动了,你看怎么办。”褚一斌知道,这是父亲第一次对他提出这样的请求,他脱口而出,“我明白。”褚一斌回家种橙了。

文|张瑞 编辑|赵涵漠 摄影|马闪山



回家

褚一斌蹲下身子,拔掉地里一棵枯萎了的橙苗。4月份,云南保山勐糯镇的山间,离缅甸只有22公里,怒江在山脚奔流,阳光已经炽烈,一片橙苗地,三三两两的橙苗都成了焦黄色。橙苗刚种下去14天,身边的农艺师向他解释,褚一斌打断了他,“死亡率有多少?”

“百分之二十。”

正常的话,这一数字应该是百分之七八左右。枯死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及时浇水。这一片苗地刚刚开垦,还没有固定的农户打理,都是临时雇人,经验不足。

对数字的敏感,是褚一斌的个人习惯,他本来是做金融投资的商人,十几年都在股海里,股票指数、资产负债表、大宗商品价格……这些数字直到现在,依然每天准时由新加坡丰隆银行的工作人员传到他的手机上,虽然那时他可能正在山头,深一脚浅一脚踩在土里——自从回国后,他再没做过一笔投资。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家传,关于他父亲的传记里,就有着许多看重数目字的故事,最特别的一例,是说他父亲当年,没笔没纸,用筷子沾着米汤在桌上算账,饭吃完了,米汤沾了一桌子,账也算清楚了。

父亲褚时健曾经是云南红塔集团的董事长,将一间濒临倒闭的烟厂打造成中国烟草的第一品牌,世界第五大烟厂,被称为“亚洲烟王”,在临近退休之时因为贪污罪身陷囹圄,却在出狱后,以75岁高龄重新创业,进山种橙,打造出名动一时的“褚橙”,成为万众创业时代新的励志故事。

几天前,褚一斌还见过父亲,他常住昆明,老父亲住在玉溪。那是清明节,一年一度褚氏家族扫墓的日子,所有家族成员都要回到老家的墓园,那里葬着褚家上三代的先人。满头白发的褚时健是老一辈中最年长的健在者,腊月刚满89岁,白发点点的褚一斌,52岁,是褚时健唯一的儿子。褚时健腿脚不好,却坚持不要人搀扶,只是走路时需要扶着司机的肩膀,他依然是家族中最重要的话事人。

但他已经开始将部分事业交付儿子。如今,褚一斌就站在一片长度连绵3公里的橙田里,山前坡后,已经种上橙苗的有3600亩,另外4000亩的土地上,挖机正在“突突突”地平整土地,而到了年末,还有8000亩的土地将办好租赁手续,那将是一个面积达到15000亩的大橙园,而远期规划,褚一斌希望将面积扩展到3万亩,不仅将是云南省,而且将是全国面积最大的单一品种鲜果种植基地。与之相对,父亲褚时健在玉溪新平县的老基地,经营14年后,依然只有2400亩。

“我总结过,我发挥我的最大的能力,大概能达到父亲的百分之八十吧。但总而言之,就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我们尝试一下,边缘往外伸一点,我想这才叫真正的传承。时代也在发展进步,最庆幸的一点,中国文化传统不是国外那样,名字都是一世二世。父子之间还是独立的,竟然是独立的,那我觉得最好还是做一点自己的东西。”脚踩灰扑扑的球鞋,穿着T恤,褚一斌嘴里咬着刚切开的柠檬,眉毛一抖一抖,倒是不怕酸。他刚从种橙苗的地里回来。

褚一斌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是几个孩子的父亲,最大的标签却还是“褚时健的儿子”,年轻时曾经花了许多时间摆脱,要走不一样的路——褚时健的烟业全国闻名的时候,他在深圳做房地产;褚时健入狱又出狱,在哀牢山种橙子,名满天下,褚一斌在新加坡做着金融投资……其中的选择,既有时势使然,也是有意要走出父亲巨大的影子。

但当“小褚”也变成了“老褚”,褚一斌却回到云南,变得越来越像父亲:褚时健八十多岁了烟不离手,褚一斌一天也得抽上三包;老爷子喜欢在田间和农民说事,回国后,褚一斌也养成了带着农艺师去田间,一边走一边谈事的习惯;人们津津乐道80岁的时候,褚时健用手指搓鸡粪,查看橙园的肥料品质足不足,下属也看见新的走马上任的“褚总”,拿着小棍搅拌有机肥——羊粪、鸡粪的混合物,凑在鼻子尖去嗅……甚至,他们的长相也越发接近,都是四方脸,黝黑的皮肤上,如刀刻一般的抬头纹和眼角纹,满是岁月的痕迹。



新加坡的银行业人士还记得做投资的褚一斌,形容他是“冷静的鲨鱼”,投资风格理性而克制,不会因一时感性而冲动,这也是褚一斌认为自己和父亲最相似的地方——过于理性,甚至都有些难以亲近。

但褚一斌大概也冲动过一次,那是2012年底,他在新加坡,接到了老父亲的电话。

“我年纪大了,也跑不动了,你看怎么办。”

“很多事我还没完成。但是没办法,我知道老爷子从来没有对我提出这样的请求,这是第一次。”褚一斌说自己的犹豫,以秒来计算,他脱口而出,“我明白。”

超人

20岁的时候,褚一斌在昆明上大学,读的专业是自动控制,但其实毫无兴趣,“这个是老爷子给我派的,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好在18岁出门远行,离开了父亲的掌控,大部分时间都逃课,跑去隔壁文科院校,他听哲学课,也跑去图书馆看哲学书。

“当时,看得最多的是尼采。”吸引褚一斌的,是尼采笔下的“超人”:生活中的最强者,生命意志的终极体现,主宰弱者、主宰自己,不受软弱的情感的控制,总是以最强硬的姿态面对挑战。“父亲他一辈子,没有任何的快乐,没有任何的消遣,在我的理解,从来父亲都是值得同情的。大家敬仰归敬仰,但背面,除了工作带来的成就感,他没有任何的快乐。”

褚一斌出生在云南新平的嘎洒公社,那时候父亲褚时健,正作为“脱帽右派”,主持当地一家糖厂的工作。在褚时健的回忆里,那段日子比想象中平静:虽然糖厂也是造反派和保皇派互斗,他这个有历史污点的人却没碰到太大麻烦,“他们要靠我来搞生产。”

但对于少年褚一斌,那段日子依然是压抑的,每当有批斗会,他就紧张得往上瞄,看会不会有自己的父亲。

孩子总是崇拜父亲,在少年的心中,父亲是那块地方最会抓鱼的人,篮球也打得好,他就也去学抓鱼,打篮球,还偷偷学会了像父亲一样抽烟。

但当褚时健的儿子并不容易,父亲一心都在工作上,“他和晚辈不交流,实质性的交流不多”。夏天的时候,村里的男人们都会带着儿子到河边洗澡,褚一斌吵着也要跟着父亲,父亲答应了,却自顾自地往前走,也不看儿子,褚一斌就在后面磕磕绊绊地跟着跑,他的母亲对此耿耿于怀,“儿子掉沟里冲走了他都不知道。”

30年后,褚一斌将这理解为父亲和他的相处之道,“母亲说,孩子不是你的?你怎么就可以不管他们,他的回答是什么,‘我做好了,我在前面走着,他们可以跟着我走,看着我走。’”

大学毕业后,褚一斌按照父亲的安排进入玉溪烟厂,成了一名电器维修工,父亲为他设计了一条直通55岁的路:从普通工人,到小组长、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然后到副厂级。但对褚一斌,烟厂唯一的好处,只是抽烟不花钱。

“那个时候老爷子已经很成功了,我们做晚辈的,不可能不想超越我们的父亲,不然心理上过不去。”同学刘勋说。

褚一斌第一次决定离开父亲,褚时健告诉他,可以走,但要先结婚。他于是和高中同学匆忙成婚,远渡日本。“大学的时候,我们喜欢听一首苏芮的歌,里面有这样的歌词,到底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我记得褚一斌当时说,肯定不能让世界改变我们啊。”刘勋说,那时候他们都是热血青年。

但颠扑不破的真理,永远是世界改变我和你。

“1993年,在北京,当时一个科技人员给我展示什么是信息高速公路,半小时,通过电话线,串起来,链接到美国国家图书馆,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是世界的未来。那个时候我的钱极少极少,但我和他们说,你们每年给我研究报告,我每年提供你们几十万做研究,大概是我百分之三十的资产。”1993年,褚一斌已经在深圳做起房地产,挖到了第一桶金。

“这个报告一直提供给你到哪一年?”《人物》记者问。“直到1995年我再次出国。”

变局

1995年,褚时健把玉溪卷烟厂变成了全国的明星企业,最高的一年,利税达到228亿人民币,超过当时许多贫困省份一年的利税额。只是县处级干部的褚时健,虽然一个月工资只有1000块,但风光无两,他是“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全国优秀企业家”,当时传闻,就算是省部级干部,要见他,也要事先安排。

“父亲去南京,江苏烟厂把红毯铺到了机场,警车开道。当时有报纸评论,比部长级别都高。当时我就意识到要出问题,不平衡。现在总结过来,任何事情都要平衡,才能生存。”当时,褚一斌在深圳,已经有了一些不好的预感。

1995年,褚一斌的母亲和姐姐相继被带往河南接受调查,罪名分别是用香烟换串(编者注:当时的专有名词,也就是交换)了几盆珍贵盆景,还有倒卖香烟。这一年年底,褚一斌的姐姐在狱中自杀。

当时褚一斌在新加坡,听说家里出了变故,几次要买机票回国,身边的朋友几乎要把他捆绑起来才拦下他。

这成了褚一斌十年流落异国的开始。堂兄褚达康去美国出差,偷偷开着车去洛杉矶的海边见到了孤身一人的褚一斌,见面了后者就问他,家里怎么样,老父亲怎么样了?

“那时候他爸还没被抓,我就说还好。”褚达康和他匆匆聊了十多分钟,就得离开。临走前,他们照了一张合影,回国后,褚达康带着照片去见褚时健,又得让父亲放心儿子。

1999年初,褚时健因贪污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褚一斌在新加坡,有时通电话,能感受到他的痛苦,老爷子出事这段时间,想帮又帮不上,这种担心,又做不了什么,那种身心俱疲的感觉。”同学刘勋说,最难以忍受的是一种孤独,“这些东西没办法找人诉说,一个诉说的人都没有。”

在新加坡,褚一斌的几个孩子相继出世,“我对几个孩子会有愧疚。那时我昼夜颠倒炒美股,行踪又很神秘。有时孩子会问,你是什么人?爷爷是什么人?从他们的眼光里看出来,带着问号。但和他们没法解释。因为父辈,孩子们受到了影响。”

“我从业到现在,大概接触了两百多个客户,褚总是最低调的。”新加坡丰隆银行的一位客户经理说,在新加坡豪富云集的金融投资界里,成功者褚一斌低调得像一个另类。


在新的褚橙基地,一所废弃的小学,褚一斌和农艺师商量水利灌溉设施的建设

2001年,出事6年后,73岁的褚时健因糖尿病保外就医,第二年,就上了哀牢山种橙子。当时,谁也想不到,这个本来以为只是老爷子玩玩而已的爱好,却在10年后爆发出那么强的能量——成为中国第一橙。

2004年,褚一斌回家,跟着父亲上山,看父亲的橙园,一 开始,他不赞成老爷子搞这么大——借款1000万承包土地,“何必累着?”但老父亲铁了心,他也知道劝不动,“我开始的心态,是怎么把老父亲解救出来。农业这个东西,太劳累,更何况从父亲住的玉溪到橙园基地的距离是两百多公里,还要上山下山。我也拉过一圈子朋友,商量着怎么把老爷子解救出来。其中几个朋友就说,我们出点钱,你也出点,把他的股份平衡掉,他就做总顾问,平时指导一下,就当老人家活动的一个空间就行啦。老爷子想想,那不行,不能这么干。”

老爷子露过口风,希望他回来,那是2005年,褚一斌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从新加坡回来看父亲,他们在果园一连住了几天,“你要不要回来?”褚时健问儿子,褚一斌没有回答。

“我的身体状态,家庭状态,那个时候不适宜锁定某一样事,一直到2009年,是调整身体的阶段。”当时褚一斌的几个孩子还小,他还需要照顾。金融投资充满了冒险般的刺激,副作用,则是长期昼夜颠倒损耗了他的身体,他感到自己的状态没法支撑他投入父亲的事业,“到了2007、2008这几年,几近失忆,太疲劳了。我在深圳曾经生活了十几年,但那时开车出门甚至还会在老城区迷路回不来。”

而且,“我个人的特点、经历,我见过的东西跑过的地方比父亲多,活动半径比父亲大。我要选择的话,我并不最想做农业。”

那几年,也是褚橙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升橙子的口感、品质,保证产量,随着橙树纷纷挂果,未来的褚橙雏形开始显现。褚一斌回家,褚时健总要带他去橙园,拉着他分析,做农业怎么样,在外面做投资又怎么样,“能赚钱吗”,次数多了,他也就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回国后,褚一斌也养成了带着农艺师去田间,一边走一边谈事的习惯


“老爷子叫我回来这件事,他也知道,我没权力说不,我不会说不。他又不想给我造成一个很重的状态,所以就经过了一个很长的阶段给我分析,回家做农业和在外面搞投资的利弊。无数次在过程当中聊聊,我也收到些信息,知道这个时间点临近了。”那几年,褚时健已经召回了外孙女一家还有褚一斌的大女儿,让他们回云南帮助自己工作。

当父亲2012年底打来电话的时候,褚一斌其实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当年家庭出事的时候,他没办法回去,这也一直让他内疚,“作为儿子,要么就一个字,孝。但这个父亲很强势,不需要你鞍前马后,在生活细节上去靠近他,他反而觉得烦,觉得自己老了。反过来他希望什么,家庭的需要,向老人尽孝,这是不可选择的。”

当时,褚一斌也处于理顺自己作为“父亲”角色的关键时刻,过去,他就像父亲曾经对他那样,和自己的孩子维持着疏离而不够亲密的关系,这让孩子在进入青春期后思想起了状况,他不得不重新学习怎么做另一种父亲:天天和孩子待在一起,去菜市场买菜,给他们做饭,接受他们的批评。这也让他反思自己的父亲,“我现在可以和孩子很亲近,他们对我的批评我也都能接受,很开心,但我觉得父亲没有能过这一关。我过也不轻易,很艰难。我原来和父亲差不多,有一点天性上的理性而冷漠,不亲近不融合。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必须要有一些碰撞,要有伤害要有快乐,慢慢就相互接近了。父亲和我们距离太远,没有碰撞,这样就会感到孤独。我发现,孩子和我直接碰撞一下,我感觉很好。”

原来,褚时健一直是一个铁人般的存在,把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放在褚时健膝头,他会一动不动地保持同一个姿势,“抱着了,还是两个个体,很勉强的,你说他的幸福和快乐在哪里,会孤独。”

到了老了,褚一斌感受到父亲的一点变化。他的三个孩子从新加坡回云南看爷爷,听不懂老爷子一口云南话,“老爷子一着急,普通话憋出来了,除了跟我几个儿子,以前就算接待部长副总理,他都不说普通话。”褚一斌乐呵呵地看着爷孙们的“碰撞”,但也知道,“只能做到这一点,其他的就不行了。”

“所以我理解他,他很需要安慰和温情,但他又是一个自我很强悍的人,不愿意体现出自己的柔软。”褚一斌带着孩子从新加坡回老家,褚时健也会说,让孩子们回玉溪读初中吧。在这种要求之中,褚一斌明白老父亲渴盼团圆。

回到果园

2013年,褚一斌正式停掉了自己的事业,回到云南。父亲的橙园就在新平嘎洒,褚一斌整个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没想到最后又回到了这里。

褚时健带着他和四大作业长见面,他们是褚橙的技术骨干,管理着橙园和农户,外号“四大金刚”。他们原来就见过褚一斌,但那次,算正式的介绍。作业长王学堂还记得,见面的时候,褚老告诉他们,“以后,他对这个事情接触多了,你们听他的。”

褚一斌从果树种植、修剪、施肥、浇灌等等工序一点点学起。这时的市场,已经一橙难求。任何解决之道,都有点费力不讨好的意思,“这个没办法,父亲定了一个圈子,(要想的是)在这个圈子里面能做一些什么。”那段时间,褚一斌大概每周都要回一次玉溪,就重大决定和老父亲商量。

褚一斌想到的解决之道,一是扩大规模,进一步提升产量,二是走多品种的鲜果共同发展的路。

“产量大了有一个好处,现在老基地几千亩,产量一万多吨果子,不管管理得多好,都有百分之十到二十,果子不行或者外观不好,最后也没办法还是流入市场,影响我们的品牌,但要是15000亩,百分之十也有一个基础量了,就可以做果汁加工。”

云南还可以开辟为橙园的土地不多了,褚一斌开着车,从怒江的上游往下找,两百多公里,最后找到保山境内,一处规模庞大的缓坡山地。

作业长王学堂陪着褚时健来看过这块地,老爷子转了一圈,没有正面表态。“事情成之前,褚老很少正面表态。”王学堂说,只是说了句,这个地方比老基地的自然条件还要好。算是拍了板。随后,老基地的农艺师也被派到了新基地,为橙树种植把关。

当地政府迅速和褚一斌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但依然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新开辟的基地,政府要扶持配套的水利设施,但在褚橙的技术人员与政府水利技术人员接洽前,政府就已招标确定的水利设施方案与褚橙的水利技术标准无法对接。双方都犯了难。

“这个不是待解决,是必须突破。”对于褚一斌,这是做金融时不会遇到的困难, “虽然回国没几年,不是特别熟悉国内的政治环境,但我相信大部分政府官员还是做实事的,我至少可以多找找人,以诚心待人。”

多品种水果发展,一开始并不顺利。原本,褚一斌计划在云南省马龙县发展5000亩苹果基地。然而跟当地政府达成框架协议后,却发现在春季苹果开花的时候,马龙县的平均风力达到5—6级,花朵授粉艰难,最后只好放弃。

十几年做金融投资,褚一斌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将农业和金融结合,“做农业需要投资,做投资这是我的长处,我还能赚点钱,我还能来回馈农业。”但对此,老父亲却明确表示了反对,事实是,种褚橙的头10年,褚时健甚至没向银行贷过款。

“上市之后,融资多了,我要考虑这些资本的出路。如果这些资本出路不好,效益不好,对不起人家。”这是父亲的顾虑。

“老父亲对一个事情的判断,作为一个晚辈,你不能去提出质疑,除非他是带着一个提出疑问的态度,你给他提出来(意见),他也不正面回答,他回去自己总结。”

褚一斌说,老父亲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看到的一些现象:几年前,一个橙园在褚橙的老基地旁被人承包下来,还没挂果,园子的主人就得意地告诉褚时健,自己要上市啦。

虽然遇到挫折,褚一斌最后还是在云南芒市附近发掘了一块儿4000亩的多品种鲜果试验基地,候选的鲜果品类有18种。新的苹果基地也选好了,在丽江边的宁蒗县。原来老基地都是去农户家收购鸡粪,但外面鸡场的鸡粪重金属激素超标,为了保证果园的有机肥,褚一斌则计划修建一个10万只规模的自己的养鸡场,来生产合格的鸡粪。

“原来这块地,当地人种甘蔗,我们算过,这地方缺水,甘蔗长不高,1亩地的甘蔗产量就是1吨左右,糖厂的收购价400多块,要考虑农资,考虑砍甘蔗的人力,请缅甸工人,1亩地1年只能赚106块。我们除了租金还有效益分成,进入盛产期,1亩地农民纯收600块左右,这还只是单纯租地收益。若同时作为种植户参与果园日常管理,未来一户农民的纯收入可以到10万,这比现在户均6000多元的收入高多了。”

在云南,种地难赚钱,分散化的小农生产让农民常常徘徊在赤贫的边缘,褚橙蹚出的“集约化”的农业种植之路为此做出了新的尝试。褚一斌希望自己的橙园可以真正惠及当地百姓。实际上,目前已经有四五百个当地老百姓每月领着1500元的工资在基地上班,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农民,而成了农业工人。

他和父亲秉持着同样的信念——做企业就一定要赚钱,只有赚钱才能实现企业的社会价值。

如今,褚一斌的时间被排得满满的,一个月,他一半时间在昆明,一半时间在基地的橙园,还要各方奔走,洽谈合作。无论是“褚时健儿子”的光环,还是褚一斌启动的大手笔投资,都让他成为地方政府最欢迎的那类企业家。2016年4月,《人物》记者见到褚一斌的时候,两个为了招商引资远道而来的外地副市长就给他打了电话,说已经在宾馆订了房间,无论如何也要见上一面。

“褚总比3年前老太多了,他太累了,我们都让他多休息一下。”褚一斌的一个朋友说。

但现在,完全停不下来,“某种程度上,褚橙的支撑靠的是老爷子的个人魅力及能力,老褚的成就和小褚的成就,是两回事,老爷子年纪大了,这是自然规律,到了后来怎么办。我们必须扎扎实实把产品种好。”褚一斌想得很清楚,这才是父亲终极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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