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里的乌云线

洪鹄   2016-05-08 13:32:05


94%的被收养儿童要经历艰难的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而亚裔由于其基因、文化和西方的显著差异,这一过程会更复杂。

文|洪鹄 编辑|张卓 图片编辑|王唯一 刘星雨 摄影|韩萌


2015年6月,美国马萨诸塞州,菲儿和妈妈苏珊在院子里玩

被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弃儿

对摄影师韩萌来说,开始拍摄“被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弃儿”的计划纯属偶然。两年前的春天,她离开中国来到美国蒙大拿州学习。这里是美国的大西北—在这片白人众多、鲜少亚裔的地区,因为语言和乡愁的双重作用,很长一段时间韩萌感到格格不入,并且相当孤独。一次,在系里一位老师办的派对上,出现了几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黑头发黑眼睛,韩萌眼前一亮,心想终于碰到了同胞,但很快发现她们只会讲一口英语,身后则站着金发碧眼的父母。

“她们来自中国,但在非常年幼的时候就从福利院里被不同肤色的美国父母领养。现在都不会说中国话了。”

这次意外的发现引发了韩萌的好奇。她在《新京报》当摄影师时去过国内的福利院,“里面的条件很多时候真的很可怕”。但是否离开物质落后的环境、来到“玩具丰富的美好家园”就万事大吉了呢?这些孩子,她们在极幼小的年纪先是经历了被父母抛弃,再经历了巨大的文化冲突—她们在新环境里是怎样的感受?有过被孤立吗?会觉得孤独吗?她们还会觉得和中国有联系吗?是否想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她们被收养的时候还相当年幼,但文化冲突有可能是持续的,甚至是愈演愈烈的—她们远远比普通孩子的童年动荡的人生,会不会更不容易获得幸福?

这些问号促使韩萌开始了她的拍摄。在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她找到了10个州超过30个这样的家庭,写了“超过4000封联络邮件”,最终拍了20个家庭,19000多张照片,录下了200多个视频。2015年底,纽约时报Lens网站刊登了韩萌这组名为Chines Adoptees at Home in America的作品中的25张,这也让韩萌成为了首个作品被Lens采用的中国女摄影师。

“我想在影像上去标签化,不想刻意拍太明显的符号:国旗、地标什么的,甚至是刻意规避了。”韩萌告诉《人物》记者,“我想从人本身去发现故事,去关心他们的生活。”她为此专门买了一个35mm的定焦镜头,因为这是一个“对拍摄对象没有任何侵犯的视角”,她一直使用这个镜头拍了20个家庭、35个中国孩子,慢慢发现即使语言不够好也没关系,“情感真的是相通的”。

韩萌曾在国内修过两年社会学,但在做这个计划的过程中,“常常觉得不够”,“因为跨国收养牵涉到太多问题:中国政策、中美文化、价值观、种族、身份认同等等”。一方面她希望能抛开政治因素甚至文化因素,直接看到这个群体里个体的诉求和渴望,另一方面,几乎每次访谈时每个家庭都会落泪—大人、孩子,他们的反应让作为摄影师的她知道了“其情感上最敏感的部位在哪里”,她又不希望最后做成一篇煽情的报道。

“我希望能站在故事中间,去看看这些被改变命运的孩子的生活。”韩萌告诉《人物》记者。半年前,她回到了国内,但和那20个美国家庭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故事并没有结束,韩萌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家庭,在多样性上拓展广度—她的采访里包括犹太家庭、非裔家庭、单亲妈妈等,她还希望看到更多,比如亚裔家庭,再比如是否有同志家庭在收养中国孩子?以及地域上的开拓:之前她采访的更多集中在更为开放的美国东西两岸,她希望接下来能深入“更保守的地区,那些美国纯白人社会”。

双胞胎姐妹,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挪威

跨国收养这一并不轻松的行动里最美好的案例,大概就是双胞胎姐妹米娅(Mia)和亚历山德拉(Alexandra)的故事了。2004年之前,米娅和亚历山德拉还没有获得自己的名字,她们被亲生父母扔在长沙郊区的一座桥下,不满一岁,一样的大眼睛和刚长出一点点的黑发茬,挤在一个纸箱里。与此同时,她们后来的父母—来自美国的汉森夫妇(Andy & Angela Hansen)和挪威的豪格拉姆夫妇(Wenche & Sigmund Hauglum)也在等待:首先通过本国的海外收养中介机构让自己的名字能排在负责涉外收养的中国儿童福利与收养中心漫长的等候单上,大概9个月之后,他们被“分配”到了各自的婴儿:汉森家是米娅,豪格拉姆夫妇是亚历山德拉。但是,两个家庭收到的中国方面给的档案里都没有提及他们即将收养的女婴是一对双胞胎的其中之一。

本来他们甚至不会相遇。由于文件耽搁,豪格拉姆夫妇在长沙多待了几天,当他们抱着小亚历山德拉正要走出收养机构时,惊讶地遇见了抱着米娅的汉森太太。两个小姑娘穿着看起来一模一样的红色格子裙,豪格拉姆家是在挪威就准备好这条裙子了,汉森太太却是前一天刚刚在长沙的地摊上买的。“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两位妈妈还没感慨完,便发现比红裙子更像的是两个小姑娘的长相。并不是所有的双胞胎看起来都那么相似,但米娅和亚历山德拉真的就像一个小娃娃和她的镜像一样。


两位小姑娘穿着看起来一模一样的红格子裙但比红格子裙更像的是两个小姑娘的长相。图片来源|网络


12岁的她们是真正的一见如故—出生时曾见过彼此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图片来源|网络

然而复杂而漫长的领养手续已办妥,两个小女孩只能跟随她们的新父母去往各自的国家。临走前两对夫妇交换了所有的联系方式,确保这对姐妹—即使她们地理上暂时还不能在一起,但必须不能失去联系。当她们学会说话,两方的父母就开始帮她们打电话,6岁那年,汉森夫妇带着米娅来到了冰雪皑皑的挪威松恩峡湾,这是两个小女孩在分别数年后首次见面,在她们通过了那么多电话、交换了那么多礼物、连对方宠物的健康状况都倒背如流之后—她们略带别扭、却又迫不及待地亲近着对方。说一口挪威话的亚历山德拉英语还不是太好,表达不顺时就温柔地看着米娅,不好意思地笑起来。直到米娅走了,她还每天铺一遍米娅睡过的小床,不断地问妈妈:“米娅什么时候能回来?”然后把Hello Kitty靠枕摆得端端正正。

2013年,米娅和亚历山德拉的故事出现在了挪威纪录片《双胞胎姐妹》里。她们快10岁了,两个人看起来都活力无穷,很适应各自的生活。而她们的父母—影片里的4位配角,几乎是你见过的最和善、最支持孩子的父母,他们无条件地爱着她们,并且深深理解她们对远方姐妹的需要。米娅住在加州一个绿树成荫的郊区,非常忙碌,她要参加体育比赛并且学习乐器,因为妈妈担心她的安全,她去哪里都坐车。而亚历山德拉生活的那个童话一样的小村庄一共只有200多居民,去哪里都靠走,圣诞节,她要自己砍圣诞树,每年有好几个月她得滑雪上学。这对双胞胎姐妹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但模样气质仍然惊人地相似,她们笃定地信任和想念着对方,毫无疑问,这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就像《两生花》—基耶斯洛夫斯基那部闪烁的电影里描绘的一样,如果一个人受伤时另一个人会感到真切的难受,那么她便是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


2015年,美国弗吉尼亚州,萨拉·博斯被收养前,皮肤曾有烧伤。如今,萨拉的父母坚持给她清理、包扎伤口。

中国娃娃

毫无疑问,亚裔—尤其是华裔儿童成了跨国收养里最受青睐的选择。从1999年起到2009年,中国都是全球最大的儿童跨国收养输出国,峰值期仅2005年一年就有超过14000名儿童因为被领养而去往海外。其中,又以美国为最大接收国。

中国从1992年正式开放涉外收养,1996年,民政部下属的中国儿童福利与收养中心成立,专门负责涉外收养的资格审查和协调服务工作。根据该中心提供的数据累加,到2015年为止,中国涉外送养的儿童至少有13万。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计划生育政策和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的叠加影响,中国被遗弃儿童(尤其是女婴)数量庞大,福利院等机构也不得不想办法来解决孤残儿童人口日益增长的问题。

在中国开放涉外领养之前,韩国孤儿扮演的正是现在“中国孩子”的角色。美国人对韩国儿童的大规模收养开始于20世纪60、70年代,其时韩国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离婚率和青少年怀孕率上升,劳动阶层的贫困单身母亲无法带着孩子度日,一个寻求收养的市场开始出现。到了80年代,收养已成了一项可观的生意,1985年巅峰时期,每天平均有24个孩子被送出国—由于其高效的不断输送健康幼儿的体制,韩国甚至赢得了“收养规划领域翘楚”的暧昧名誉。

如今,经济环境和政策(尤其是计划生育的逐步开放)正逐年降低着中国孤儿的数目。2014年,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的数字为2040名,不到峰值年份的1/3,但仍然占全美海外收养的2/5以上。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在采取更加鼓励境内收养的态度。2006年,湖南衡阳一家福利院工作人员为谋求更多跨国收养捐款,从人贩子手中“购买”婴儿,最终被以买卖人口罪起诉,此事让中国跨国收养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也是在这一年,《海牙公约》(即“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开始在中国生效,其中一条原则为“在充分考虑原住国内安置儿童的可能性后,再确认跨国收养符合儿童最佳利益”—也就是说国内收养优先。2007年,中国提高了对外国收养申请者的准入门槛,高标准的经济、教育背景、婚姻状况都成了考察因素。2005年,跨国领养一度曾占到我国全部收养登记的25%以上,而到了2014年,这个比率已降到了不到10%。


扬州来的汉娜在纽约的家中迎来21岁生日,她在角落里用手机和朋友们聊天

“美国之音”曾有报道分析,美国领养家庭之所以首选中国,一部分原因是受到美国主流社会认为华裔聪明、勤奋、乖巧印象的影响,另一部分人则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但在美国国际中华儿童服务中心(CCAI)创始人仲辉看来,中国“便捷、便宜”的收养制度对于美国夫妇也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外国人在中国收养一个孩子的费用约为5000美元,其中3000美元作为捐款直接捐给孩子之前所在的福利院,领养人能收到发票和荣誉证书。剩下的所有手续费用约2000美元。当他们的名字进入了中国方面的收养者候选名单,大约需要经历一年半的等待期,直到收到中国寄来的孩子照片与档案。当然,随着跨国收养在中国的比率降低、难度增加,等候期逐渐变成了3年甚至5年。最新的情况是,如果你勾选“愿意接受可恢复性残障儿童”—等待的时间才有可能压缩一半。除此之外,中国收养中心要求收养人必须亲自来华办理收养手续,才可以接孩子回国,来华办理手续的效率很高,短则三五天,长不到10天。最令收养父母满意的是,他们在到达之后的一两天里就可以参观福利院,并且见到日思夜想的孩子。

对于有收养意愿的美国家长而言,中国的收养要求构不成负担,“他们甚至很喜欢中国这样的制度设计”。比如拉美国家没有统一的收养机构,一些美国父母在当地住上3个月、甚至半年都不一定能找到可以被领养的小孩。再比如韩国不要求外国收养人去韩国接他们的养子女,而是由工作人员直接把儿童送到美国某机场,养父母在那里“一手交钱一手交人”。韩国人认为这么做可以省去美国夫妇远赴他国的车旅费,但大部分美国夫妇对此很反感,认为这令他们失去了亲自看一看孩子出生国的机会—他们认为,了解养子女出生国的文化,并保持与它的联系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中国残疾儿童的比例并不高,更多的弃儿是年幼、健康的女婴。最终收养了一对中国姐妹的美国夫妇理查德夫妇(Paul & Laurie Richard)祖上有斯拉夫血统,一度曾考虑收养一个俄罗斯孩子,但他们发现俄罗斯的弃儿们“很多来自酗酒的母亲”,有着“记录很不清晰的复杂病例”,而中国的孩子们——即使是弃儿,整体来说“也更健康、被照顾得更好”。


弗吉尼亚州的早晨,新疆来的Gabi和爸爸Marty晨跑


2015年3月,一涵与养母卡拉维亚在等待参加空手道课程。一涵被收养前全身80%被烧伤


和美国的本土收养相比,去发展中国家领养一个孩子无疑容易太多。美国国内实行的是“公开收养”模式,即被收养儿童的生身父母不仅全程参与收养抉择还有权利介入养育过程—一旦他们改变主意想要回孩子,无论儿童被收养了多长时间,优先养育权都在生身父母。对于美国的收养父母来说,这样的制度安全感太低了。而种族隔阂则是另一问题:无论大部分人平时如何约束自己的言行使之政治正确,白人夫妇愿意收养黑人儿童的比率始终上不来。而黑人儿童的生母们也更愿意让外国人收养自己的孩子。

尽管这样讲来对孩子们很残酷,但在全球范围来看,跨国收养确实早已成为一个供需分明的市场:需求方是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收养人,中国、俄罗斯、中美、东南亚则成为儿童的输出国。而供需之间越来越大的不平衡也使得诱拐和贩卖儿童的行为屡屡出现在跨国收养中。2013年,俄罗斯已因为在美被收养儿童遭到遗弃、虐待而暂停了与美国之间的跨国收养,并要求缔结双边条约保护被收养的俄罗斯儿童。


2015年3月,思萍(左)和思楠在马里兰州的一所老年人护理中心表演中国的扇舞

收养断崖

《双胞胎姐妹》里的米娅和亚历山德拉是幸运的——米娅生活在最多元开放的加州,亚历山德拉一家住在与世无争、辽远平和的北欧乡下,那些最容易发生悲剧的“收养断崖”:比如文化隔阂带来的身份认同障碍,甚至或隐性或显性的种族歧视,她们都跳了过去。

更为重要的是,她们保有了彼此:血缘上的姐妹,这让她们比起一般被领养儿童多了难以估量的安全感。“尽管我们如此爱她们,但有时我仍然觉得,不能和血缘上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她们肯定会感到孤独。”米娅的妈妈安吉拉(Angela)这么认为,爱总有被怀疑的时刻:比如在误解的时刻。血缘相连却是写在基因里、天然带来安全感的、更确定无疑的事情。

但童话也有背面—根据南佛罗里达大学的谭星(Tony Tan)教授对跨国领养儿童的长期研究,94%的被收养儿童要经历艰难的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而亚裔由于其基因、文化和西方的显著差异,这一过程会更复杂。与养父母明显的肤色差别必定会给孩子带来困扰:它过于明显地揭示了孩子是被领养的事实。在感受到这点之后,很多孩子会产生难以避免的不适甚至焦虑。

2014年底,俄亥俄州被领养的华裔女孩艾米丽·奥尔森(Emilie Olsen)在自己房间里开枪自杀了。她只有13岁,她的养父马克·奥尔森(Marc Olsen)和他的妻子2002年从中国把襁褓中的她带回美国东北部这座叫费尔菲尔德的传统镇子时,这对好心的夫妇绝对想不到这会成为噩梦的开始。

镇上几乎都是白人,艾米丽是学校里少有的亚裔。在父亲印象中,随着艾米丽的年级越升高,她的麻烦越多,“学校里总有人挑衅她,你为什么这么黑,你怎么打扮都和大家不一样,你父母能算你父母吗?”五年级后,原本成绩优异的艾米丽开始故意考差,原因是她想退学,因为校园里针对她的华裔身份的攻击已经从言语发展到了网上。13岁的艾米丽最终因为不堪重负在房间里开枪自杀了,学校却声称对其死亡不负责任,因为“并未接到过艾米丽关于校园霸凌的投诉”,这让奥尔森夫妇伤心又愤慨:“他们没有人想过我们女儿的感受,歧视不需要出拳头。”

而最最根本的—养父母有时或许高估了爱的疗效,很多被领养孩子对于“我是被亲生父母放弃的”这一元命题的伤痛,未必是有爱就能修复的。

但是,对于具体的收养人夫妇而言,很多苛责都是难以成立的。劳拉·克隆德(Laura Klunder)—1985年被运送至美国芝加哥机场的韩裔女孩,她如今已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美国养父母,回到首尔从事着反对国际收养的工作。即便她在养父母威斯康星州舒适的家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温馨的家庭生活,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生活在白人社会中的白人家长,在孩子跨出家门后,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

劳拉中学念的是一所路德教会学校,她被学校里的男孩奚落了好几年:“为什么你的皮肤那么脏?”“你看上去像一个黑芭比。”“你是不是摔倒在泥坑里了?”她的养父母对她呵护有加,“我承认他们对我的爱远远超过了他们做得不够之处”,但是他们永远不能理解种族在他们黄色皮肤的女儿的生活中有多重要。

“我父母告诉我他们看不出肤色有什么不同。”劳拉认为这荒谬透顶,甚至怀疑父母对她有“同化”的欲望:他们并不真正接受她的肤色和种族,他们甚至希望劳拉也忘记“我是个韩国人”这一点,默默变成一个白人。如果他们真的接受,他们应该说:抱歉,美国还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让我们一起来面对吧。

一些养父母认为和亚裔子女的矛盾更多是因为后者青春期的叛逆而已,但劳拉用行动反击了这一点。成年后,她先是在美国念完了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生,然后短暂地工作了一段时间,2010年,26岁的她下定决心—搬回祖国,搬回首尔。她想和跟她看起来一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想打开电视是和她同一肤色的偶像,想找到和她一样有这种“倒霉经历”的人面对面地聊天,想走在哪里都不会再被当作少数人种来看待。这些是劳拉从少年时代就在反复盘算的事,她的韩语很不灵光,但她决定从头学起。

在韩国首尔弘大区以画廊和酒吧闻名的一带,像劳拉这样来自ASK(韩国收养互助组织)、离开被收养国返回韩国定居的年轻人至少有500人。“大家都希望能找到和韩国、和自己的亲生父母,以及其他被收养者之间的联系。”

他们聚餐,聊天,互相介绍工作,讨论韩国女性地位,亚洲单亲妈妈的困境,讨论更多的是跨国收养对于自己的伤害。在劳拉们看来,这是不可逆的伤害,“第一次你被你的亲生父母抛弃了,第二次则是你的祖国”。作为亚裔,过于明显的肤色差异几乎时时刻刻提醒着他们“被收养”这一处境,而第一代的领养父母本身也缺乏更多的能力,去帮助—或者说陪伴子女共同面对跨文化加上被收养带来的双重困惑。一些愤慨的领养儿会认为自己被祖国变成了流放婴儿,而祖国甚至还从中牟利。其中的激进者开始组织一场名为“ASK坚决反对国际收养”的运动。他们售卖一种T恤衫,上面画着一个哭泣、臀部盖着大图章的婴儿,上面写着“韩国制造”。

韩萌的采访里尚未碰到这样的案例。中国—哪怕是最早一批被收养的孩子,仍然太年轻了,刚刚成年,或许才开始为自己的人生做第一个重大决定。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如今的父母在意识更新的育儿导师的教诲下,普遍持有和劳拉的父母不同的理念,很少有人回避种族、肤色等问题,被收养的子女从小就被鼓励学习本国文化、培养原生国族的自豪感,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会被安排不止一次的寻根之旅。

韩萌采访到的大部分美国父母表示,如果孩子长大后希望能寻找亲生父母,一定会助其一臂之力。有些父母在学习中国文化,他们的努力程度往往比他们处于身份认同迷茫中的子女更起劲。

另一方面,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也抹平了人类可能感受到自己与他者不同的感受。无论你是谁—包括被收养的儿童,在互联网上都太容易找到与自己类似的人了。比如说,在那个孤单的俄亥俄小镇上,如果14岁的劳拉第一次被挑衅前的夏天就能在Facebook上通过ASK找到其他的韩裔被收养者,一起分担彼此的痛苦,甚至组织线下聚会研究对策—异国生活对她来说或许就会容易一些。

或者说,亚细亚的孤儿也可以摆脱孤独。

上一篇回2016年3月第3期目录 下一篇 (方向键翻页,回车键返回目录)加入书签

© 2016 毕业论文网 > 童话里的乌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