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者归来

2016-05-08 13:10:26




如今评论者常被要求:“你行你上”。面对地狱则是“你行你下”。没下过地狱的我也这样被批过,这令我甚至有了矫枉过正的自觉:凡事该尽力亲身体验再发言。文艺青年要争实证这口气、文科生要争理科这口气、感性要争逻辑这口气、虚构要争现实这口气。所以我去当记者,去地震采访,但我仍然不是地震的当事人—既不是罹难者又不是幸存者。

其实这反而导致消极。它限定人的头脑,渐渐只敢对眼前的世界做出评价。这套思路的极致是干校牛棚再教育—以流放取代一个人正常的自律自省。而“你行你上”的逻辑,除了苛责评论者,还包含了大家对当事人的同情:这年头许多东西降格了,世上越来越多赞美只是在怜悯和原谅—活着已经不易。

但无论这其中隐含的自怜和犬儒有多纠结,最后,人们将各自闭嘴,世界在巴别塔周围变成万火归一的沉默,就像意大利犹太裔作家、奥斯维辛幸存者普里莫·莱维在《这是不是个人》中描述人们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社会态度:“我们不仅沉默,还尊重他人的沉默”。这里的“尊重”,带着集体无意识相裹挟的味道。

自杀了近30年后,意大利犹太裔作家普里莫· 莱维如今归来。2015年,世界主流文学界推出了莱维的英文版全集,这位奥斯维辛的生还者、化学家,被视为大屠杀最珍贵的见证者之一。与之相比,犹太诗人奈莉·萨克斯早早逃去瑞典—躲过了大屠杀。她是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作品是站在和平的瑞典对犹太和以色列命运进行的虚构。这无疑是一种讽刺:对于大屠杀这个主题,诺贝尔最先奖给的是用象征手法去想象屠杀—而非真正记录的犹太人。

莱维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写道:战后最初的十几年,公众难以接受大屠杀的证词,正是因为它“太巨大了”。纳粹这种故意的暴行,目的就在杀光所有人,不留证词。这是一种示威的恶,作家曾亲耳听见党卫军对犹太囚徒们说,“无论战争最后怎样,我们对你们都已经赢了,因为你们无法生还去作证。而你们生还,世界也不会相信你们的话。”

我隐隐觉得:关于大屠杀,随着1993年《辛德勒的名单》的出现,世界对其的抒情顶峰也将随之过去,疲劳期到来,正如对切尔诺贝利印象派回忆阶段也过去了一样。但我们还缺少更精密翔实的文献。对于核灾难,现在有了阿列克谢耶维奇无尽的口述,如果口述范围无限深入,无限增加,现实的荒谬就会撑破文学那些既有的神话主题。对于大屠杀、奥斯维辛,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们有另一位珍贵的见证人—奥斯维辛幸存作家普里莫·莱维。

不同于奈莉·萨克斯或斯皮尔伯格的虚构与抒情,莱维对奥斯维辛的描述是一种近乎科学般的冷静。化学家出身的他是一位高冷的作者,他分析营地的结构,地形,设施,他研究囚犯的号码:“30000-80000号的人你应该善待,因为他们是波兰幸存的犹太人,如今只剩几百人,号码在116000-117000的人,你交易的时候要小心,他们如今只剩40人左右,但他们能从你的眼睛里抽走羊毛……”;他写说明书一样地讲述这里的生存法则,诸如“不要走到离铁丝网两码以内的地方”,“不要和衣而睡”,“劳动时保护好自己的脚,死亡从脚开始,因为营地医疗站不会治疗任何脚患,会立刻处理你”,甚至“不要清点人数”—这样“会十分悲伤”,尤其意大利犹太人最初喜欢周末“集会”—也就是在宿舍里大家走几步凑在一起,但后来大家连走这几步的心力也没有了,一是因为一聚集就会发现人又少了不少,二是会发现幸存者更加形容枯槁;他也描述奥斯维辛内部的经济学(面包就是货币)、黑市,得出各种解构风格的结论,甚至包括“大屠杀之不可避免,盖因德国人对类型学的癖好。”

奥斯维辛另一位幸存犹太作家埃利·维瑟尔写作了以《夜》为代表的一批描述集中营生活的作品,最终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似乎是一种隐喻:诺贝尔肯定大屠杀题材的重要性,但这类作品却离正统文学的认可距离遥远。这也成了莱维的心结:终其一生,直到自杀,他仍然在担心“自己的书被人赞美是因为战争见证,而非文学成就”。

埃利·维瑟尔后来活得很好,在获得诺奖之后,他便结束了对奥斯维辛的叙事。他后来的不良记录是,因为把萨达姆比喻成纳粹,有可能“激发了小布什出兵伊拉克的决策”,成了“可能破坏了和平”的和平奖得主。但这至少说明,他已经摆脱了大屠杀的母题,成了广泛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

但莱维却始终没有走出大屠杀的阴影。1987年他在故乡都灵寓所跳楼自杀,维瑟尔得知后的感叹是:“莱维40年后死在了奥斯维辛”。一方面,莱维始终觉得自己的使命是作为幸存者,有义务更充分地完成奥斯维辛这份文献,世界也急于点名要他讲述地狱的真实情况—1945年1月,他一朝得救,前来解救的苏联军方就强烈要求生还者中的代表“汇报情况”,他最早讲述奥斯维辛的文本是他和另一位幸存的医生列奥纳多·德·贝内德第合作写的两三万字《奥斯维辛报告》,这份文本当时发表在苏联一份医学杂志上,2006年才得以被重新发现作为莱维的作品出版—贝内德第医生负责撰写其中关于集中营卫生和医疗状况的情况介绍,更年轻的集中营药剂师莱维则负责营地综合情况的介绍,两者的文字被混编得看不出口吻区别,叙述极冷静,让人想起卡夫卡为客户撰写的工伤理赔报告。

另一方面,莱维逐渐渴望挣脱这种口述实录的宿命角色,进入文学的自由王国。但二者之间,莱维一直难做取舍。也许“奥斯维辛之后没有诗歌”意思是奥斯维辛之后没有别的诗,奥斯维辛从此该是你唯一母题,你最有资格讲述大屠杀,你最没资格在任何创作里稍稍离开大屠杀。这既是社会无意识的规定,也是幸存者自己内心的规定。

莱维对奥斯维辛叙事方式的演化,是从最早的说明文《奥斯维辛报告》,到更从容回忆的《这是不是个人》,这时开始有了作家犀利的洞察力—开始深究荒诞—甚至一步就蜕变到那种“上帝之眼”洞察的顶峰,但仍然“不顾小说需要的结构”,他直觉什么最重要就写什么,没有抑扬顿挫,只有喷涌的洞察。

到老年,莱维关于奥斯维辛的母题最终实现了某些虚构,小说《元素周期表》以化学元素来象征集中营中的各种人性,它开始了人物小说的细腻叙事;《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则是从早年对奥斯维辛忠实的记录作品《这是不是个人》中同名章节发展出来的哲学化小说,既包含原有集中营人物列传内容,又包含更哲学化描述,几乎类似英国作家埃利亚斯·卡内提描述群众时的口气:如果一个人,在集中营里,他将会……他将会……如果他太被动了,莱维在《这是不是个人》中写道:“他注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来了结自己。”

根据莱维的回忆:奥斯维辛实际上很少自杀,人濒死时甚至无能决定去死。终其一生,莱维似乎在努力找回奥斯维辛剥夺过的他的能力:自杀的能力,他找回了,通过自由了的意志留给世人自杀的不解之谜,但人最终是用理性还是非理性来结束自己?




《这是不是个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3月莱维记录了集中营对欧洲犹太人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更深邃地描述了法西斯暴政的本质—用平庸、仪式化和冷漠的暴力,完全抹杀“另一群人”的尊严与意志,让其仅剩下一副勉力求生的躯壳。

但无论怎样挣扎、蜕变,试图超越奥斯维辛,莱维贯穿一生的冷静洞察力成就了他。或者说,普通的冷静是不够的,还要更敏锐地感受到人性的真相:人性诡异、感情诡异在于,预期的感情在该出现时却没出现,代以另一种意外的感情,比如该同情时却冷漠并混杂着隐忍,该恐惧时却羞耻。许多人类行为的意义也错位了,比如洗澡,他回忆离开集中营时洗的“俄罗斯澡”:“不是羞辱,不是净化,不是消毒去死,而是以俄罗斯方式回到人类尺度里,涂油般回到生命的‘粗犷里’”……对这样错位、鹊巢鸠占的人类情感,莱维是人类作家里最敏锐的洞察者之一:在死亡之中却在体验活着。在《休战》中,死亡威胁解除的这一天,幸福来到我们中间和死亡来到我们中间一样—都导致这一天什么也没有发生。首先回来的情绪是乡愁,放逐的痛苦、孤独、朋友的失去、青春的失去、周围尸体的恐怖……在自由了的那天夜里,他听见讨厌的德国政治犯莫名其妙唱起《国际歌》,这令他“烦躁,胆怯又感动”;前来救助的波兰护士女孩,她们“既同情又恶心我们”,其中一个还是人尽可夫的荡妇。

莱维生性生活在别处,年轻时一直梦游,迟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大学还参加过亲纳粹团体,直到意大利《种族法》颁布他才感到“隔绝”压力,后来参加游击队,但打得心不在焉,“从未沉浸在游击队的生活里”。浅尝游击生活令他被捕,这几乎是“疲劳”该有的结果。这时他也平生第一次面临身份确认问题:如果承认是游击队员会被立刻处死,如果选择为犹太人,会被送去集中营。“半是疲劳,半是骄傲,我选择了犹太人。”

1944年2月21日至1945年1月18日,莱维在奥斯维辛的分营布纳工厂,这里是制造军用轮胎的基地。莱维回忆:到1944年底算下来,奥斯维辛犹太囚徒的死亡率是:150000人中剩下几百,妇女全部被杀,孩子有一两个混进男人营里像猫样偷偷活下去,男人营里的生还者包括“医生、裁缝、鞋匠、音乐家、厨子、年轻迷人的同性恋、官员的朋友,或者是特别特别无情的、精力旺盛又没有人性的个体—Kapos(党卫军选出的囚犯头)”。

1944年2月与莱维同来奥斯维辛的650名男女老少中,最后只24人幸存。莱维说:“这已是杀得慢些了……(二战后期)纳粹德国需要劳动力……我是幸运的。”因粗通德语又是化学家,他有幸成了药剂师得以生还。莱维为自己的运气歉疚,他极为苛刻地自省:高尚者都死去了,幸存的都是“人渣”。

今年第一场春雨里,我在读莱维,想起人错位的感情,头脑萦绕着阿姆斯特朗那首《多美好的世界》:“当人们握手问候,人们其实是在彼此说‘我爱你’”—那该是多美好的人性,但如人们问候的意思其实是说“我要杀你”,世界多黑暗。当然,莱维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说:“我不信所有文明被剥夺之后的人是残忍、自私和愚蠢的。”“我唯一结论是在肉体无能和需求紧迫情况下,许多社会习惯和客套本能趋于静默。”

自古争论的性本善还是本恶,在死亡营里,看起来都成了伪命题,死亡营里,人性竟然不好也不坏,不是所谓回到初心—而是简化,其中心知必死的人骨子里渐渐不那么重视“求生本能”,其中心存侥幸的人则太受制于“求生本能”,希望让人变野蛮,绝望让人趋向善良无争,当世界整个变成一个不可抗力,人更清晰地分出两类:“被淹死和被拯救的”,而平常分明的正与邪,好与坏,懦弱和勇敢,不幸和幸运,则不再分明。

我将永远记得莱维有说服力的结论:在那种绝境中,人趋于什么也不做。没有表情,没有行为。但并不就会残忍。人在死前,“人性”仍会不断前进,在集中营里,比“尊重别人的沉默”,人性又更进了一步,生还率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情况下,死亡更进一步变孤独,群体能给人带来的求生希望也失效了,“运气”也变得特别孤独,既然谁也帮不了谁一把,谁也不再需要弱肉强食地伤害别人。这反而真成了“人性”最后的优势、“人性”最后的胜利。

对人类关于奥斯维辛的记忆,杰出见证者普里莫·莱维将“评论者”与“当事人”的身份合二为一了,幸存作家终于具有了完美的、无可挑剔的发言权,亡者归来是为取代或纠正生者心中不真实的、扭曲的、过于感性的亡者形象。“莱维的叙事是复杂、敏感、沉静的。它通常比其他人的回忆录‘更冷静’—这就是为什么当他带着被抑制的愤怒的能量突然迸发热情和闪光时,比所有的回忆录都更有力的原因。”历史学家托尼.朱特这样评价莱维。我也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开头父亲的话:“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时,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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