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岚的悖论

文|荆欣雨 编辑|赵涵漠 插画|张曦 摄影|邢铁军   2018-09-28 10:02:16

网络对她的评论极端对立—心理咨询师武志红称,“只要陈岚没贪污,哪怕她只救了一个孩子,我也支持她。”但在王凤雅事件中,媒体人王志安指责陈岚通过网络上不断的信息叠加,“将小凤雅一家人野蛮撒泼、蛮不讲理、动辄动粗的形象,在许多人心目中形成心证”,导致“家属灾难开始了”。@肉唐僧指责她宣扬生命至上论,不去考虑父母的艰难处境,是“在别人的悲剧中炫耀自己无上的道德”。

对抗

夜已经很深了。2014年的夏天,陈岚背着一个黑色的大书包,披头散发地坐在佛山的一座天桥上,呆呆望着对面睡在地上的一对更加落魄的父子。《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用黑白照片记录下了这一时刻。陈岚尝试着凑近,抚摸男孩的手,并感受到了对方在梦里的用力回握。

前一天晚上,她还在上海,发着高烧。吃了药,她命令自己必须好起来,这样才有力气去佛山找小喆——那个因母亲离家出走,而被家暴的父亲拔掉四个指甲的男孩。作为民间儿童救助组织小希望之家的负责人,在了解到当地志愿者无法说服父亲带男孩就医后,陈岚决定亲自前往。

她在大街小巷追逐那对父子—是真正意义上的追在后面跑。面对陌生的女人,父亲选择拉着儿子逃跑,陈岚追在后面,边跑边做自我介绍,并告诉对方,孩子要去医院。

“这是我的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孩子的父亲,一位有吸毒史、被之前关注此事的记者形容为“偏执”的中年男子质问她。

“一切都可以谈,我可以带孩子去看医生,要不先吃点东西吧,也要喝点水。”

“滚。”

“孩子要看病、吃饭、喝水。”

陈岚回忆,他们去哪儿,她就跟到哪儿,还因此挨了打,最终成功让公安机关暂时隔离了父子俩,下一步是寻找母亲。 “一块牛皮糖”,她向《人物》记者形容自己,在曾经的文章中,她将救助策略总结成五个字,“粘、跟、忍、爱、助”。

身为儿童救助领域的“明星”公益人(《南方周末》曾在一篇报道中这样称呼她),她在微博上拥有76万粉丝。2016年,陈岚登上《我是演说家》节目,呼吁大家关注受虐儿童,主持人乐嘉之后发微博说,“向陈岚和她所带领的公益组织致敬”。

即使不出门,待在家里,陈岚也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今年初,微博上不少爱心妈妈@她,让她关注河南省周口市患上双眼视网膜母细胞瘤的5岁女孩王凤雅,爱心妈妈声称小凤雅在母亲杨美芹贫穷和无知之下耽误了治疗。关注数日后,4月9日,陈岚发微博实名报警,称王凤雅疑似被亲生父母虐待致死。

她的依据是,志愿者带母女到北京看病,拍下的王凤雅手上的伤口; 在一条网络转发的视频中,王凤雅对着镜头说,“救我”; 以及在北京与志愿者沟通失败和未能就医后,没过几天,杨美芹就说王凤雅死了,这太快了。接连几日,陈岚持续发布信息,指责凤雅家人诈捐和带患有兔唇的儿子去北京看病,有些语句带有强烈的倾向:“女儿得病,骗捐不治疗。嗯,留着钱去给儿子治病吧。”

她是早期将王凤雅带到公共视线中的网络力量中最有影响力的几个之一。一个月后,自媒体“有槽”发布文章《王凤雅小朋友之死》,其中“家长募款15万”和“给儿子治疗兔唇却不给女儿治疗癌症”两条指控将网民的情绪彻底点燃,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反转”:根据太康县公安公布的调查结果,杨美芹在两次水滴筹和火山直播中共募集到的资金是38638元;弟弟的兔唇由嫣然基金会负责治疗。

公众开始指责从未去过现场的陈岚散布谣言。她删除了之前的微博,道了歉,说自己过早地在微博发出指责,于事无补,甚至加剧问题。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她谈起自己发的微博,“实际上我认为这个事情的主要的结果是警方直接介入的调查,当时并没有掀起任何的网络暴力。” 她似乎并不甘心,6月的一条微博里,她写道,“不会再有傻子去救凤雅这样的孩子了,民间母亲们最后一点挣扎的力量也消散在满满的恶意和歹毒的诛心里。”

参与到民间儿童救助中已经5年了,陈岚的一切行为基于一条简单的信仰:她就是不能看到一个孩子可以活下来却死掉。这信仰始于感性,后来演化成了“儿童的生命权高于一切”,早期令她为公众所知的是,2010年半夜闯入天津的临终关怀医院,偷偷抱走了一个家人决定放弃治疗、先天无肛的女婴送去治疗。

今年6月,她在上海的一家时装店的露台上接受《人物》记者的采访。她强调,自己本是个随和的人,唯独在两个问题上容易激动,一个是恃强凌弱,一个是那些反人类的观念—当涉及儿童的生命权,“有的人说,这个婴儿就不该活着,我说你才不应该活着呢。”对于那些被家长放弃或虐待的孩子,只要让陈岚知道了,她就一定要去管,绝大多数时候,她都要指责家长一番,哪怕后续的措施还没想好,“先救下来再说”。

2013年,陈岚将这种观念进一步付诸行动,决定成立儿童救助机构小希望之家。筹备一年,运转一年,陈岚和同事们开始打官司,骂战很快蔓延到网络,又过了一年,机构被注销了,人们各自散去。

她收获了赞美和诋毁。那些曾追随她的同事走向了两端:前理事于静坦言,“没人拥有她那种激情。大部分人难以坚持下去,某种程度上我欣赏她,公益组织需要这种精神型的领导。”另一位前理事臧伟胜则持截然相反的立场,他认为陈岚是典型的表演型人格,在与救助家庭的沟通中经常走向极端,逐渐地,救助变成追逐名利的一种方式。

网络对她的评论也极端对立—心理咨询师武志红称,“只要陈岚没贪污,哪怕她只救了一个孩子,我也支持她。”但在王凤雅事件中,媒体人王志安指责陈岚通过网络上不断的信息叠加,“将小凤雅一家人野蛮撒泼、蛮不讲理、动辄动粗的形象,在许多人心目中形成心证”,导致“家属灾难开始了”。@肉唐僧指责她宣扬生命至上论,不去考虑父母的艰难处境,是“在别人的悲剧中炫耀自己无上的道德”。

采访中,陈岚给《人物》记者讲述英国动物福利相关法案的实现,19世纪的英国,“一个被人看作是疯子的人,整天到议会里去游说,不能虐待马,不能虐待狗。他把一位议员打翻在地,用手杖打他,那个人说你别打了,很疼的,他说,你会叫疼,但动物不会。疯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防止残酷和不良对待牲畜法》出台了。”

“一次巡回法庭开庭的时候,又是这位疯子,用斗篷包着一个小孩,说法官,我要求你援引相关动物福利法,对这个孩子进行保护,因为他也是一个受到虐待、可怜的动物。很快的,1889年,英国出台了《预防虐待和忽视儿童法》。”

已经傍晚了,她没吃午饭,精力十足地为《人物》记者讲这个故事。桌子上,放着她之前讲述中落泪时擦泪的纸巾。她认为,故事中那样的“疯子”是必不可少的。

开始总是美好的

2013年,22岁的南京母亲乐燕在外出寻找毒品时,将年仅1岁和3岁的两个女儿遗弃家中,而孩子的父亲几个月前就因吸毒入狱了。两个月后,人们撬开她们家的大门,异味扑面而来,两具风干的幼小尸体躺在没有窗户的卧室里。

这个案子在当时引起了社会轰动。身为作家和辩论类节目常驻嘉宾的陈岚去了南京好几次,组织了孩子们的追悼会,坚持为她们立碑,并在她们生前的房间里坐了很久。她竖起耳朵,发现能听见周围的声音,墙的质量并不好。她推测,两个孩子走向死亡的缓慢过程中,她们的哭泣、敲地板、哀求,别人是可以听到的。“那他们怎么就可以忍受呢?一只狗半夜在我家附近叫,我都要起来去找。”

愤怒和心痛持续到今天,在讲述这件往事时,陈岚流泪了。“这个社会,所有的成年人,救助组织、警察、民政,没有任何人作为。这个我认为是本世纪最大的罪恶之一,不能饶恕的。”她的声音愈发激动,吸了下鼻子,“世界太他妈的疯狂了,这他妈才是‘国耻日’。”

她似乎天然就具有感染人的能力。她在微博上写下了一篇名为《十年一觉思怡梦,百年不尽儿童泪》的文章,提到了10年前另外一个在家中饿死的女孩李思怡,感情充沛,语言极具号召力,有一段这样写道:“(李思怡死后)整栋楼,每一户人家都挂上了辟邪的桃枝和红布。是害怕那受尽苦痛的小灵魂徘徊不去么?还是良心上永远盘旋着那小手指叩门的声音?”

南京女童案直接促使陈岚决定成立一个儿童救助机构。之前作为作家和电视节目嘉宾的职业积累,帮助她寻找到了第一批追随者。来自北京的志愿者苹果看到了陈岚的文章,她说自己是个理性的人,不太欣赏陈岚张扬的个性,但被文章后半部分所宣传的理念吸引了。“儿童不是父母的私人财产”—一个来自西方的理念,苹果说那之前,她从没意识到这点,看到陈岚写出来,便立刻产生了认同。

前理事臧伟胜记得在电视节目上看到过陈岚。他并不反感陈岚义正辞严的样子,也时常觉得她的观点很有道理,一次节目中,陈岚当场摘下了自己的围巾,像献哈达一样送给了一位值得尊敬的嘉宾,“让你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正。” 臧伟胜告诉《人物》记者。

尽管他也早已参与到女童案的相关事务中,但直到第三次去南京时,他才鼓足勇气走进饿死女童的家里。而他所看到的这位女汉子陈岚,自己还在哺乳期,却三番五次跑来南京。臧伟胜记得,为了给女童立碑,他们被社区派来的三十几个青壮年跟踪,还抢走了做好的墓碑。他回忆,“他们把碑‘咣当’往地上一摔,碎掉了,大家就冲突起来了,陈岚也很强大,直接就冲上去打人,然后一帮人打在一起,最后警察也来了。”

他被这种激昂的生活态度所打动。18岁时他从潍坊的农村考到复旦大学,毕业后选择进入IT行业,做游戏纯粹是为了赚钱,也很快在上海安家立业了。重复性高的工作逐渐让他感到厌倦,他想涉足公益,而陈岚显然经验丰富(完全错误的判断)。最起码,谈起理念来,她总是那么的滔滔不绝,“父母可以决定儿童的生,但是不能决定他的死。父母可以不管,但是这个时候政府应该管。”

陈岚同样吸引到了黎世来,这个当时在金华的仓库中工作的年轻人,看到两个女童饿死的新闻,对社会感到失望和愤怒,冲动之下,买了张去南京的车票。在南京,他同样目睹了陈岚的斗争,像看到了希望,“一个女子,为不相干的人,做到这个样子,让我觉得她非常伟大。”

若是以为不相干的人斗争来衡量一个人的“伟大”程度,3年前的小希望事件里,陈岚的斗争更加激烈。她在论坛上看到天津有一位无肛女婴已被家人放弃治疗,查阅资料和咨询医生、律师朋友后,她决定去天津做点什么。

讲述这件事情是陈岚在接受采访中感情最充沛的时刻,哪怕这个故事她已经讲过了无数遍,她还是会哭。在一个深夜,她抵达天津的临终关怀医院,骗过门卫,她冲上了楼,“偷偷抱走”了那个孩子,送去北京和睦家医院接受治疗。她记得婴儿的颜色——两条细腿像枯萎的柴枝,是灰褐色的,脸只有一点点大,嘴唇是一条线,猛一看就像蜡黄的玩具宝宝;记得自己的震惊—“我蒙了,这还是个孩子吗”;记得自己的坚定,“到了楼下,有人追上来,同行的人拦住他们,我就像一阵风似的冲出去了。”

后来的数天,在与京津两地公安机关和仍不愿治疗的家人的撕扯中度过。在《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当年的报道中,父亲表达放弃治疗“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不愿孩子以后受罪”,并拒绝放弃监护权。陈岚则认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先天无肛,在中国是一个被诅咒的疾病,而他们是一个比较体面的家族。”在激烈的争吵中,陈岚的嗓子都劈掉了,她嘶吼着宣布,“要把不作为的人全部钉在耻辱柱上,如果谁敢强行把孩子带走,今天一定会出流血事件。不就是想要一条命吗,我给你。”

孩子的家人最终同意了治疗,离开天津的陈岚和志愿者们无法获得进一步信息,直到几个月后得知孩子的死讯,陈岚大病了一场,她为那个婴儿取名为“小希望”。

她说,自己对小希望的事情想不开,此后3年间去研究了全世界的儿童福利保障发展史,发现每个国家都上演过同样的悲剧,直到政府出台了相关法案。她出版了《小希望》一书,对塑造了今天的她的整个事件做了回溯。臧伟胜去了这本书在北京的签售会,读这本书时,他哭了。

陈岚本身的号召力,儿童受虐案例的高烈度,碰到中国已有的一批渴望为公益事业做点什么的中产阶级,火花产生了。那些前后加入陈岚的机构“小希望之家”的理事们背景相似,大都生活在上海,受过高等教育,有些有留洋背景,有职场经验(上市公司法务、IT公司合伙人、著名高校研究人员等),财务状况良好,对社会事务有超出常人的关心,平日里会零散地为公益捐些钱。一些人初为父母,对涉及儿童虐待的社会新闻尤其不能容忍。

陈岚从来没有过当领导者的经验,但在此后成立的小希望之家中,她理所应当地被选举为 理事长。越来越多的理事、志愿者和捐赠人加入进来,从事企业培训的前理事雍宗超记得与陈岚的初见,是在医院,看望了她经手救助的十几个孩子后,雍宗超决定加入。两个人当时吃了碗拉面,陈岚的大书包让他印象深刻。

筹备的一年里,陈岚遇到的最艰难的事情是给临时寄养的孩子安置一个家。她告诉《人物》记者,在中国,没有哪个民间的救助机构是有寄养资质的,对此她保持了一贯的主张:那些法律没有给出路却真实存在的问题,你不做,就没人能做。因此,处在灰色地带,被主管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寄养点“小家”成立起来,陈岚又为小家雇佣了护士、育儿嫂和保姆。

2014年8月,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小希望之家在上海注册完毕。未知的事情有很多,而已知的事情令人振奋。小希望之家的目标是:开垦受虐和被忽视的儿童救助这块荒地。作为先锋者,长远目标是要推动儿童权益保护立法。

“被需要”的感觉

凤凰卫视的谈话辩论类节目《一虎一席谈》在2011年讨论了一个当时还算新鲜的议题:拦车救狗该不该?陈岚作为辩论的正方嘉宾出席,身穿红色的中国风齐膝裙,外面套一件白色的披肩,头发盘起,说话慢条斯理,很轻易地给人一种知书达礼的印象。

为表达观点,她牵来了自己养的一条金毛,“那500只狗,如果没有志愿者去救,已经变成了汤锅,” 她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狗,“就像我这只狗一样,假如它不幸被人偷走了……”她的嗓音有点粗,这让她在陈述观点时,显得冷静有力, “志愿者为什么会涉嫌违法,是因为我国相应的法律在动物保护方面有盲区。”

主持人胡一虎问:“所以你觉得只有这个方法(拦车)才可以?”

“只有这个方法才可以,”她的双手开始在空中比划,“就像今天站在这里的所有人,50年后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明白,或者一定会立法,我们是不可以吃狗的,”她几乎开始喊了,“在这个价值观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还能理直气壮厚着脸皮说,法律没禁止我吃狗,我就可以吃狗吗?” 身后的观众席上,有人举起了写着“赞同”的小牌子。

熟悉的逻辑体系。2010年至今,陈岚上过五六百期电视辩论节目,这类节目往往要求观点非黑即白,符合她一贯的行事风格。对抗的性格自童年时就存在了。她曾向父母庄重声明:如果你不能说服我,我就会坚持自己。她举了一个有些极端的例子,若要让她不下河游泳,就必须让她相信下河游泳会淹死。

更令她感到兴奋的是辩论带来的激烈的对峙感。这位辩手曾在大学毕业时被同学告诫“别太冲动,会吃亏”,但她始终像一只好战的豹子,对手越强,她就越兴奋。她甚至与部分节目组达成了共识,不提前看台本,甚至不知道当期的辩题,她希望为节目组和观众提供最真实的反应,最有爆发力的瞬间。

一个令她骄傲的辩论实例:谈降低未成年人的刑责年龄时,她记得有位嘉宾说,降低了刑责年龄,就要多修100座监狱。0.5秒后,她反驳,如果不多修这么多监狱,那就要多修10000座坟墓!广东卫视社会观察类节目《你会怎么做》的制片人李刚表示自己喜欢陈岚这样的嘉宾,并与她持续合作了3年,他喜欢陈岚的“知识面广,金句频出”,“很陈岚。”他说。

“被节目组需要”是陈岚录节目的另外一个成就感来源。录的几百期电视节目中,不少期都是人情。有的节目组提前一天打来电话,问她能不能来,“一般人会觉得,没有提前约我,凭什么是我来填空?” 但她会立刻搭乘节目组帮她预订的航班前往录制现场。更早几年,她以自由撰稿为生,最引以为豪的依然是做“救火队员”,4点截稿的题,两点编辑找到她,两个小时写完,刺激,有成就感。

做撰稿人时,尽管从未受过专业的写作训练——本科学习社会学,毕业后3年电视台农业口的出镜记者,政府机关1年工作经验——但她什么都能写,女性、婚姻话题,游戏测评和科幻小说,以及《羊城晚报》的周末故事版。做电视节目嘉宾时,她什么都能辩。城市的下水道要改造吗?城管的职能应该扩大还是缩小?这类话题她要做些功课;青少年的“网瘾”根源是什么?作为重度魔兽世界玩家的她,在多个场合提倡不要“妖魔化网络”;那些涉及女性、儿童、动物的话题,是她最擅长的。总的来说,她没有成体系的理论,提出的观点全凭社会和阅读的经验。

在自媒体时代,她有了更好的输送自己观点的平台:女拳文化公众号。这一次,她被自己的下属需要。两个编辑,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经常开着玩笑说,“岚姐,我们要绑架你,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房子就靠你了。”《人物》记者问她,“你听着感觉如何?” 陈岚回答,“当然开心啊,而且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

她曾觉得小希望需要她。去天津前,陈岚在爱心人士的QQ群中偶然提到一句“大不了把孩子抢出来”,到了北京,一位同样打算前去的爱心妈妈问陈岚:听说你要去抢孩子?陈岚告诉她,自己只是有这想法,但还不知道该怎么做。对方立刻说:那我跟你一起去。计划就这么敲定了。王凤雅事件中,许多爱心妈妈在微博上@她,于是她开始发声。这种“被需要”感逐渐演变成为了陈岚做儿童救助的理念之一—“你不管,就没人能管了。”

从一个以宣扬观点为职业的人,到激进的儿童救助组织领导者,毫无疑问,陈岚面对过不少来自网络的攻击。第一次是12年前,她提出,面对强奸犯,冒死反抗是人类的耻辱,因为我们的社会将受害者污名化了,这引起了不少媒体对她的批评;最近一次是王凤雅事件时,网友攻击她的微博,认为她故意抹黑王凤雅家人以煽动情绪。

漫长的时间里,她学会了如何与网络攻击相处。要自我说服,有朋友曾劝她,“你难道没发现,虽然你被攻击了,但是你的观点在传播吗?” 她觉得很有道理。还是要有信念。

2014年8月21日晚,佛山市禅城区鸿运汽车站旁天桥上,专程从上海赶来的作家陈岚坐在吕某父子俩一旁,等他们睡醒了,再进行劝说一次失败的救助,她失去了部分追随者

情况十分紧急,至少在陈岚眼中,又到了“非救不可”的时刻。2014年,员工黎世来从常州志愿者处得到消息,当地14岁女孩婷婷,遭到性侵后怀孕,新生命的到来使她与父母本就不和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现在,她的父母扬言要卖掉孩子,据说买家已经到了常州。

在中国常州网和《解放日报》当年的报道中,婷婷的父母试图“寄养”、送走孩子。黎世来告诉《人物》记者,无论是否存在金钱交易,这种行为都不符合领养程序。

情况被上报给陈岚,管,还是不管?她得到的意见是相反的:前理事谢昶娥觉得接收一个少女妈妈带来的法律风险太大了,这也确实不在小希望之家的救助范围内。但臧伟胜和黎世来想不出,还有谁可以帮助婷婷?黎世来记得志愿者群里,“大家情绪激动,有人甚至会绑架陈岚:‘岚姐,这个孩子怎么能不管呢’,而陈岚是一个非常在意别人对她看法的人。” 又是一次“被需要”。

在陈岚还未能说服所有人之前,婷婷已经带着女儿欣欣悄悄来到了上海。关于婷婷是如何来到上海的,黎世来回忆是陈岚让他授意婷婷私自坐车来,这样理事们就没法再反对了,但陈岚否定了这种说法,并表示对婷婷的到来毫不知情。

不管真实情况如何,但当时已没有任何理由不管了。陈岚把婷婷带到家里,住在自己女儿的房间,随后与婷婷的父母签订了半年临时照顾协议,让婷婷住进了“小家”(小希望之家的寄养处)。

在小家的日子里,婷婷大部分时间是个快乐的女孩,她渴望受到关注,也确实被关注包围了。志愿者们不断为她寄来书籍和生活用品,有一个专门为她建立的QQ群,常有前来探望的记者,她还跟着陈岚上了一档东方卫视的电视节目。陈岚还说,之后会送她去学烘焙,学成后也许可以来小希望之家工作。

但婷婷更渴望的东西或许是家庭和爱情。家庭已对她造成了伤害,在她的描述中,母亲重男轻女,自己穿好的,却不肯给她买几件新衣服。那么,就只剩下爱情了。

如何正确地帮助婷婷和她的孩子?陈岚说,她清楚地知道,婷婷不应该跟志愿者同在一个QQ群里,不应该与男性工作人员过多接触,这些都是违反救助伦理的;婷婷应该接受定期的心理咨询,应该修复跟原生家庭的关系。

但是,出于“臧伟胜等人的坚持、自己的软弱和被其他大量个案救助侵占了时间”等原因,陈岚都没有做到。那个QQ群迟迟没有解散,没有定期的心理咨询。谈及心理咨询,陈岚不同意记者把婷婷想象成一个只受过苦难的孩子,她认为婷婷是一个挺有韧劲儿的小孩,“她那时候最需要的是恋爱和男朋友。”

最后一句话是对的。在没人注意到的时候,婷婷和小家的一名男性员工谈恋爱了。得到消息后,陈岚开除了那名员工,并在新年前坚持要婷婷回家,原因是半年协议已到期,她该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中去了,这样最有利于她修复自己的心理创伤。在黎世来的描述中,陈岚突然且粗暴地要求婷婷离开。面对这种指控的转述,陈岚反问记者,“你觉得我是那么神经质的人吗?”

反对者出现了。自机构成立,陈岚便是毫无疑问的领导者,大家信任她,服从她。这次,臧伟胜不同意她的做法。在他看来,这是陈岚在发现婷婷恋爱后,对潜在的风险有所警惕,不愿意再冒险接收。争执以臧伟胜提出“婷婷的事从此我以个人名义来管”结束。

臧伟胜认为自己也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婷婷了。婷婷搬离小家后,他开车送婷婷回家过年,与她的家人一同坐在饭桌上,试图缓和他们的关系,联系苏州的烘焙学校,再亲自开车送婷婷去上学,并且按照婷婷的意愿,将她的女儿欣欣送回了小家。

对于欣欣的归来,陈岚称之为“我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尽管臧伟胜说,这个决定是双方共同商议的结果。陈岚认为,欣欣理应跟她的外公外婆待在一起,周六日可以见到母亲,况且欣欣的外公外婆也再三承诺,绝对不会再次送养。“我永远都不能原谅他将一个3岁的孩子带离母亲。” 她对臧伟胜如此评价。

事情对这个年近四十的男人也正在变得难以忍受。臧伟胜不认为欣欣适合回到老家,在获得婷婷同意的情况下,开始帮助欣欣寻找领养家庭。他提到,陈岚曾拒绝婷婷回到小家看望女儿,这让他感到愤怒和无助,“老为这些事情出一些幺蛾子”。陈岚则继续指责他帮助欣欣寻找领养家庭的事情,“这是违法的,你知道吗,你违法,你还想要机构给你背书?”

从小希望和婷婷两个案例来看,当陈岚认为自己有能力,或者说有信心完成救助时,她会竭尽全力说服救助对象和原生家庭分离,来实现小希望之家的介入。意外情况出现后,她喜欢强调“原生家庭的不可替代性”,而婷婷,也不过是一个“与父母时而闹点别扭的青春期少女”。

没有人管得了,婷婷与那个被开除的男员工的恋爱关系还在继续。第二年5月,男性员工提出分手,这对于当时的婷婷无疑是个致命打击。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她始终未能获得一份长久的、值得依靠的亲密关系。

上海的一个雨天里,陈岚还未起床,便收到了婷婷自杀的消息。她记得,足足有半个小时,她没法动弹,无法呼吸。缓过劲来后,她坐起来,给几个她认为比较理性的理事打了电话,通知大家来开会。

为什么不是全部理事?此时的机构已矛盾重重,陈岚不想在这样一个伤心的时刻,还要去回应那些已开始反对她的人的指责。

婷婷去世了。所有人都想帮助她,甚至可以说,他们当初就是为了帮助像她和她的女儿这样的孩子,才走到了一起。故事的结局是,他们不但没能帮助她,还因为她的死亡,开始了互相撕扯。

几年前,在浙江金华的仓库中工作的黎世来,受陈岚的邀请到小希望之家工作。他为此感激,却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对陈岚和小希望之家丧失信心,并最终提出辞职。他声称,婷婷去世后没多久,他上报了一个先天食道闭锁的案例,据他的回忆,信息6月份递上去,始终没有得到回复,直到9月份孩子去世,他认为这不是小希望之家的惯常效率,而原因在于这个孩子缺乏媒体关注度。

“在挑选案例上,陈岚一个人做决定,热点到哪儿,她就追到哪儿。为什么有的你救?有的你不救?”黎世来提问。

但同样令他感到迷茫的是,如果小希望之家当时没有介入,谁能帮助婷婷和她的孩子?当时的常州本地媒体已有报道,但并未能引起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和公安机关的关注。有意愿购买婷婷孩子的买家已经抵达常州,难道就要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发生吗?黎世来说他至今也想不清楚这个问题。

2015年底,陈岚与小希望之家的理事闹翻的时候,北京站志愿者苹果还试图在两方中间调停。她告诉《人物》记者,她曾经非常关注婷婷的案例,并坚定地认为婷婷需要专业且规律的心理辅导。在一次与陈岚的通话中,苹果劝她与理事们和平解决问题,到了电话的最后,她问了心中难以释怀的问题:“婷婷到底怎么回事?”

苹果回忆,陈岚当时对自己说:“哎呀,婷婷这个事吧,你要说责任呢,也有。但是婷婷这个情况,我当时也很害怕,她这个情况我没有能力做,没有能力做,但是也没有别人接她。”

苹果又问她:“为什么没有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给婷婷做定期的心理辅导?她这个情况不是一时两时的,需要专业的帮扶。”

紧接着,苹果记得,陈岚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来,“哎呀,外面心理辅导三百五百我觉得太贵了。我觉得不值。”

在北京的一家咖啡厅里,苹果告诉我,这是她对陈岚开始画问号的起点,这位女儿刚刚上高三的母亲没办法接受这个答案,没办法忘记婷婷,她难过地哭了。

混战

婷婷去世了,留下陈岚和臧伟胜拍着桌子指责对方。臧伟胜梳理了救助婷婷的始末,写成报告,希望做个检讨并存档。看到“婷婷曾在小家偷拿东西”被写进报告里,陈岚认为这是对死者的极大侮辱,坚决反对存档。在臧伟胜看来,“陈岚把这份报告理解为一份黑材料,是我要整她。我说只是讨论总结,她说不行,全部删掉,不可以存档。”

黎世来认为,在后期对于婷婷的处理中,陈岚忘却了之前的承诺,只是想着怎么保护自己。他甚至指出,陈岚很少来小家,对于小家暂时寄养的孩子也缺乏持续的关照,“有时记者来拍照啊,她就抱一下那些孩子。平时最多就是去晃一下,直接进办公室。” 臧伟胜也在采访中提到,陈岚热爱镜头,“镜头一来,立刻就开始活跃了” ;苹果则将陈岚的公益称之为“伪公益”,前理事谢昶娥向记者强调,“做公益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头上的光环有多么的闪亮”。

看起来,一位领导者的公信力正在逐步丧失。将时间拉回到美好的起点,理事们选择的是一位毫无公司和领导经验的理事长,在其带领下,建立起的是这样一家机构:没有职业经理人。没有明确的管理体系和组织架构。没有有一定经验的财务人员。没有成型的财务报销制度。没有薪资制度。没有HR。没有规定理事长在财务上有多大的权限。没有明确的理事职权范围。

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小希望之家的会计问题,这是一个罗生门般的争论:陈岚任用助理白梦雪为会计,并夸赞其为这份工作所作出的努力——考取会计证书,老实勤恳地记下买酱油这样的细小支出;理事们认为这个职位应该避嫌,由更专业的人来担任;陈岚说她多次请求理事为她推荐专业会计,但得不到回应;理事说推荐给陈岚的人,她没用,并总说没钱请人。

面对质疑,陈岚在2015年4月提出辞职,理由是自己有重度抑郁症——根据臧伟胜的回忆,他在那之前曾坚持让陈岚请一个中立的会计,由白梦雪担任出纳——理事们吓了一跳,同意了陈岚的辞呈,但她很快又反悔。

采访中,陈岚略带委屈地承认了,自己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但在机构的筹备和建立期间,那么多脏活累活,出一线,拉善款,搞装修,可都是她干的啊,现在他们有什么资格来指责她呢?换个思路,在西方的慈善机构里,理事每年听取理事长的汇报,进行任免投票,就可以了,他们又是哪儿来的这么多话语权呢?

8月份,质疑再一次升级,两位理事发现陈岚在未通知理事会的情况下,购买了价值89000元的摄像器材。陈岚的解释是定向捐款,并出示了转账记录,理事们则感觉陈岚掌握了太多权力,要对理事长的审批权进行限制,陈岚不置可否,并表示如果深夜ICU病房需要5万押金,如何及时审批?

矛盾终于彻底爆发了。臧伟胜向《人物》记者回忆,“这都已经严重违背职场规则了,哪有这种事情,不是土皇帝的作风吗?”前理事于静是个旁观者、调解者,“陈岚会觉得,我这个是正义,是理想。吵架是最没意义的,说实话,我觉得双方都有点幼稚,陈岚要是再冷静一点会比较好。”

10月份,陈岚被最初在民政局注册在案的理事会成员投票罢免(4票赞成,1票弃权即她本人),她没有出席那次会议。面对交出小希望之家和公章的要求,陈岚拒绝了。她说,自己还感到委屈,因为机构最早都是依靠她的捐款生存下来的。在与记者就事实问题进行核实的过程中,陈岚专门发了一条微信,“有没有写明小希望10%的善款来自我的捐款呢?”此后她向记者出示了上海鼎邦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审计报告,上面写着她在2014年8月至2015年9月期间捐赠人民币约37.9万。

她旁观着自己曾经的追随者向上级主管单位求助,但未获明确结果。她提出若让出小希望之家,那么机构的名字要改掉,因为是她的名气帮机构整合了80%的资源,并且她不愿为机构以后发生的事情背书,遭到了理事们的拒绝。她又提出,先做一次审计,无论审计有无问题,都会交出机构,双方依旧未能达成一致。

事情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法庭。她继续目睹着曾经的追随者为了起诉自己,不惜麻烦地先后起诉了4次,最后以失败告终。法官给出的理由是,他们若想起诉她,必须由法定代表人来代表机构起诉,而陈岚就是那个法定代表人。

小希望之家共经历了6次审计。最关键的一次由沪中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审计报告显示没有重大财务问题,但指出小希望之家“会计核算不规范,存在科目错用的情况;支付依据不充分”。部分理事认为,只要审计报告没有问题,就说明陈岚没有贪污,仍愿意追随她;其他人则认为审计报告有不少漏洞,并不足以令人信服。

最终,主管部门不愿意继续宽容一个内部已经四分五裂的机构了。本就不具备寄养资质的小家被勒令关闭,陈岚说这是最令她痛心的事情,孩子们被转移到了深圳一家有寄养资质的医院里。机构就此停摆。

2017年6月,小希望之家因两年没有通过年检被注销了。散了。一切都结束了,如此之快。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认为小希望之家的尝试是一场失败。他们试图将失败的原因归结到他人身上,打过官司的他们都懂得了,凡事要先讲证据,便迫不及待地希望为《人物》记者呈上证据,但讲着讲着,仍不可避免地上升到道德污点,甚至人身攻击。这场始于激情,终于对抗的纷争至今仍没有结束。

我们就生活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之中

有人站出来反对陈岚,这让她最终失去了小希望之家,她说这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年。谢昶娥和苹果认为,这是陈岚的道德问题所致;臧伟胜则认为性格因素占了更大部分:害怕指责、霸道、强势,让她无法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而早在2010年,名为阿喀琉斯的网友就质疑了陈岚所从事的儿童救助的正当性。他将小希望的事件看作是伦理悲剧,而其悲剧性就在于“不能通过选择立场而得到消除。一方是放弃救治而解除苦难,一方是以生的名义忍受痛苦。哪一方是更高的伦理?”

阿喀琉斯将陈岚看作一个道德家,称她“不甘置身事外,渴望担当道德冲突的一极,不惜以廉价地唱出生命权的高调,不惜以生存的名义让悲剧延续,让弱者承担最终的后果。”

紧接着,他提出了更多疑问:陈岚何以证明自己所持价值观的无上性?她有没有权力决定孩子的命运?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对于经历过最痛切的权衡的孩子父母而言,他们的决定是否应该仅凭借陈岚的道德激情和优越感来改变?她有什么资格涉足事件,让自己的价值观成为本已无解的道德冲突的又一枝节?

《联合国儿童公约》认为每个儿童都拥有生命权,而政府应该确保每个儿童都可以生存和健康成长。在每个国家,无论制度保障与否,伦理困境始终存在。

在美国德州,18个月大的埃米里奥患有亚急性坏死性脑脊髓病,丧失听力、视力和说话的能力,且无法进食,病情进一步恶化后,医院决定撤除他的呼吸器,认为他不但没有治愈的希望,反而会承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孩子的母亲上诉到德州法庭,认为不应由医院来决定孩子是否可以活下去,法庭裁决在进一步听取双方提交的证据前,医院不得摘取埃米里奥的呼吸器。一个月后,在下一步的法律诉讼开始之前,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死去了。

英国的查理·盖得在11个月大时患上线粒体DNA耗竭综合征,医生表示应放弃治疗,法院同意了,孩子父母对判决结果提起上诉,被驳回,欧洲人权法院也宣布孩子父母无权干涉。此案引起了英国首相、美国总统和教皇的关注,在得知美国也没有对该病的明确的疗法后,父母最终选择了放弃治疗,并获得了公众的理解。

社会议题中,总有激进和保守之分,在中国,“陈岚们”站在了激进的一方,她不能看到一个婴儿死去,哪怕为此要触犯法律。

再把镜头拉回到3年前,带着婴儿逃离临终关怀机构的路上,尚在哺乳期的陈岚给婴儿喂了奶,在此前的几次讲述中,喂奶的量不同,接受《人物》记者采访中,她描述为“陆续地挤几滴奶到嘴里,半个小时过去后,她开始像小猫一样哭了”。微博大V@肉唐僧指责陈岚给无肛婴儿喂奶的行为给孩子造成了严重伤害,因而掀起了一波网络骂战。

小儿外科医生裴洪刚当时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了争论的核心,“相关专业的医生检查了孩子都很难评估准确的事,我们的‘爱心人士’就断定孩子完全有机会康复……即便喂奶未必不可以,但肯定要医生先评估大便通畅程度后才能定。” 他做了自己的判断:小希望们的希望肯定不在“小希望之家”之类的民间组织,每个人认清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边界,小希望们才会有希望。

“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到儿童保护。陈岚是作家,她以她的方式来关注,有些人认为很激进,但她的贡献是推进了一些个案的解决,引起了社会对于儿童救助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关注。”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对《人物》记者评价他所观察到的陈岚的救助。

而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一直在期待一个完美的良性制度建设,她对陈岚的救助持审慎态度,“很多民间救助机构有一种道德优越感,觉得我是为了孩子好,就百分之百应该得到支持和赞赏。” 她不赞成在没有后续制度保障的条件下,强行救出一个孩子,“民间机构是没有保障和能力的,说不定最后还是伤了孩子。” 动用国家监护,给儿童一种安全和后续发展的空间,也是她眼中良性制度建设的一部分。

在促进国家儿童保护立法进步的各种力量中,陈岚认为,自己是那个暴露在真空中的人,勇敢地站了出来,走在最黑暗的前面,承受了旁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她说自己在小希望之后,不会再管理任何组织。媒体人王志安称陈岚“借壳大树基金一年半,募集款项将近千万”,陈岚向《人物》记者撇清和大树公益的关系,称自己只是传授了理念,小希望之家有一些前员工确实还在跟着她,“不敢谈团队了,我们就是朋友,一起帮一些个案筹钱”。除此之外,她还在被自己的3个孩子、4只猫和1只狗需要着。

臧伟胜去读了MBA,考取了心理医师资格证,他说婷婷的事情让他意识到,儿童虐待根源上是心理的问题;于静说在纷争之后只希望站在更外围的地方,但她看待世界的方法发生了变化,“你能清楚地分辨,一些事情的处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以人的生命权利为保障的”;黎世来在上海送外卖,远比之前做公益赚得多;苹果也远离了机构,在北京偶尔自发救助一些个案。

不约而同地,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提到,他们不会再相信任何一家公益机构,在他们的认知中,这个词语已经和不靠谱划上了等号。他们曾在一个机构中展示过人性的各个方面,都曾思考过如何能救下一个即将死去的孩子。那是段想起来有些伤心的记忆。但一切正如迈克尔·桑德尔在其著作《公正》中所提到的,“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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