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者 许小年

文|张月 采访|张月 张艺 编辑|赵涵漠 摄影|尹夕远 服装提供|单农   2018-09-28 10:02:15

两年前,许小年登上了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在一群年轻人中,63岁的他第一个登顶。但是凯恩斯对他而言,是比乞力马扎罗山还要高的山峰。“我知道他那座山有多高,我只能爬到乞力马扎罗山,再不敢奢望珠穆朗玛峰。”

棱角

许小年很少笑。即便笑,也似乎带着些许嘲讽。他个子很高,瘦到嶙峋,眼神冷峻,嘴角和眼角的纹路像刀斧雕凿般的深刻。在朋友眼里,他的外表和内在保持了某种统一,不存在钝角。

许小年有“刀锋”之名,说话锋利清晰,一针见血,不懂得婉转迂回 。一次闭门会议讨论经济形势,他在会上直言不讳地批评两项重要政策:“错了!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在座领导的脸上有点挂不住。

“既然是征求意见,那咱就实话实说,结果呢?以后开会就没我什么事了。”他回忆说。

许小年的言论一直是有点刺耳的声音。在中国经济学家中,他被归类为坚定的市场派,相信市场自发的力量,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市场就是上帝。”

“我们在经济面前、在市场面前,要有敬畏之心,不要幻想自己能够参破市场的奥秘。市场是什么?是超越我们认知范围的力量……不要以为我们比市场聪明,比自然高明,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驾驭市场,可以改造自然。”他说。

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长刘胜军将他称之为“市场派原教旨主义者”,“在中国的经济学家当中,立场如此鲜明的,他和张维迎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他们是非常的偏执,非常的坚持,不管外部有多少压力,都能坚持自己的这种判断。”

“他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真实认知,毫不留情地去批评错误观念,他是这种个性,就是自己的独立性……我和他有好多的认识非常的一致,应该说我们都是非常坚定的市场派,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张维迎告诉《人物》。

何处自由?

带有悖论色彩的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许小年却时常感到不自由。过去他经常用“随机行走”描写自己的人生轨迹,在这次采访中,他用了一个看上去更被动的词—“随波逐流”。“像鱼一样随波逐流,那也是一种自由吗?但如果把自由理解为依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的话,那么人就是不自由的。”

根据后一种定义,他一直是不自由的。在漫长的过往中,他被时代的大潮裹挟,命运在其间漂流。“文革”期间,他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去东北当冲压工人,十指俱全已经是一种幸运;重返高校读硕士,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务院工作;多年后加入中金,又因难以言说的内情,在中金真正蓬勃发展前离开。人生的每个重要路口,他都不得不做出非他所愿的决定。

即使是在已经获得巨大声望的当下,这种不自由依然萦绕困扰着他。

去国企演讲,他批评政府管得太多了,国企领导有不同意见,当场进行了不那么愉快的辩论,场面有些尴尬。回来后,他对助理陆燕说:“国企那边以后能不去就尽量不去了,我讲的那些话他们听了会不高兴,活动就比较尴尬,何苦呢,以后这类活动尽量少参加。”

“他不是一个中庸的人,不会选择用折衷的方式去表达。”陆燕说。

在采访中,他花了一些时间与记者讨论季羡林的一句话,“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某种程度上,他开始收敛锋芒,越来越倾向于内部交流,公开演讲越来越少,微博已经有五年没有更新。“与其言不由衷,不如保持沉默。”

他的学生、石投金融创始人宋梅感到他这些年的演讲变得委婉,跟以前不太一样。主动也被动地,他转移了阵地,对于孔子“吾道不行”的悲哀,心有戚戚,“中国古人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经济学家是良医。良相做不成,只好做良医……自由市场推不动,教书去吧。”

2004年,他进入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作了14年,直至接受《人物》采访前一周,他刚刚退休。在这所学院里,他为EMBA课程的学员讲授宏观经济学。学员包括国营和民营企业的高管以及政府官员,他们支付60万元的学费,得到为期两年共计18门课的培训。

宏观经济学每期课时4天,每天从早上9点讲到下午5点半。许小年对学员要求严苛,刘胜军是2008级EMBA学员,许小年曾送了他四个字,“读书太少!”刘胜军笑着回忆起这件事,“非常刻薄,他从来不会鼓励你而只会打击你,这样的话,像吴老(吴敬琏)他们肯定不会说的,这是他的个性吧,不光对我,对所有的人,对很多官员也是一样的。无论作为学者发表学术观点,还是为人处事,这就是他的风格。”

“他的表达非常犀利,敢讲,让我们班里的很多政府部门的同学,还有国企的同学,都坐不住了。”宋梅说。

朗诗绿色集团董事长田明记得,EMBA班里的同学分为左中右三派,其中有些人和许小年秉持的“无为而治”观念不同,有同学当场站起来和许小年辩论。

也许这正是许小年看重教育的原因: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企业家处在资源配置和创新提高效率的关键位置上。

2018年他65岁,根据学院对教授年龄的要求办理退休。有了闲暇,他动手写一本关于互联网经济的书,边写边想着下一本书的内容,“提纲都有了,但不知道下一本能不能出版。”

“向往自由,但又摆脱不了束缚。”当谈论自己一生的际遇时,许小年这样感叹道。

这种矛盾在他身上经常闪现。他厌恶体制的效率低下和权力的傲慢,但偶尔也会流露出亲身参与改革的想法;他想要实现民众的启蒙,无法施展的时候又会喃喃自语:“我为什么要把这种社会责任背在自己肩上呢?”

他的人生呈现的是一个人们并不陌生的故事模型—时代轰鸣向前,从未给知识分子太多选择。刘胜军是许小年的学生、同事,也是朋友,他给出了这样的描述:“他自己多多少少有一些意兴阑珊,可能觉得自己的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太大。就像我们讲的古代的士大夫一样,与其这样,不如遁世。尽吾力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敬畏之心

许小年并非天然信奉自由主义,如果要形容自己早期对待宏观调控的态度,他会使用“谨慎从事”这样的字眼。转变发生在2007年,那年他去了一趟美国,正逢美国开始出现部分次级按揭贷款违约,市场都在评估债务违约对经济的影响。他在洛杉矶遇到了和巴菲特齐名的“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一个精神矍铄的小老头儿。许小年跟着他走出办公室,问他怎么看目前的金融市场,格罗斯头也不回,一边摇头一边说:“Big trouble!Big trouble! ”麻烦大了!

11年过去了,许小年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个场景,然而当时的他却不以为然。从洛杉矶飞到纽约,许小年见了高盛、摩根斯坦利、德意志银行的专业人员,他们给出了和格罗斯截然相反的答案,“No problems! No problems !” 没问题!

2007年的华尔街弥漫着乐观情绪,德意志银行告诉他,“我们有数据,Subprime(次贷)占美国按揭贷款17%,如果坏掉50%,银行的拨备也足够覆盖,没问题。”

相比格罗斯的忧心忡忡,许小年更相信投行的数据和判断,“从纽约回来,我觉得,哦,没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许小年用“惊天动地”和“山崩地裂”来形容那次危机,“这时我想起那个小老头儿了,巴菲特的神奇我没有亲历过,比尔·格罗斯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许小年开始找数据,分析危机发生的原因,“找来找去,发现罪魁祸首是格林斯潘。美联储过于松宽的货币政策造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大泡沫,泡沫破灭,引发金融海啸。”

和许小年一起从事研究工作的张家瑞说:“当时学术界有两派争论。一派是许老师的观点;还有一派认为华尔街金融创新,搞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衍生产品,导致了资产泡沫。我们建立了一个理论的框架,用数据分析来证明,金融创新也是货币政策的一个结果,归根结底,松宽的货币政策导致了金融危机。”

在中国人民大学做论文报告的时候,张家瑞记得许小年在台上激情而笃定,“他对我们研究的这个论文充满了自信。”张家瑞说。

2011年,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呼吁“超越凯恩斯”,其核心观点是,有效市场以有为政府作保障,有为政府以有效市场为归依。他在2015年接受《人物》采访时说:“不能因为过去政府有许多错位或越位的地方就完全把政府抛弃掉,这样造成的后果是政府缺位,政府的作用过犹不及,不及犹过。”

放到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这样两派观点延续的是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那也是自1930年代起,经济学界漫长而盛大的争论: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争。

哈耶克认为,市场秩序是在千百万人进行交易中自然形成的,政府的干预不仅徒劳无功,而且会破坏市场秩序,引起混乱。这是因为,人的认知能力有限,经济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的理解,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推行宏观政策,结果还不如清静无为。就像面对大自然,人类曾经野心勃勃地喊出了“改造自然”的口号,在遭遇了一系列预想不到的大自然的报复后,人类变得谦恭了,开始小心翼翼地保护自然,努力与自然和谐相处。

凯恩斯则认为,市场秩序是有缺陷的,采取行动改善市场运行效率,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批评者指出,凯恩斯主义只顾眼前,增加公共支出以降低失业率,但这会引起通货膨胀,酿成未来的危机,对此凯恩斯回应了一句俏皮话:“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掉。”

历史站在了凯恩斯这边。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世界经济一头栽进延续10年的大萧条,备受大规模失业和破产折磨,苦难望不到尽头。胜负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乐观主义的凯恩斯提供了一条摆脱泥潭的道路,政府增加支出,拉动萎靡不振的经济;悲观主义者哈耶克却在试图说明,修复系统的一切努力不但毫无意义,而且会带来通货膨胀、债务危机等更糟糕的后果。

危机时刻,人们盼望救世主,如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所说:“枪林弹雨之下,人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领导美联储的伯南克在2008年后也得到英雄般的欢呼,他使美国的金融体系免于彻底的崩溃,拥趸者们这样称赞道。

许小年却不以为然。“他们混淆了灾难的起因和灾难发生后的救援,”他说,“我不会因为美联储的救火之功而宽恕它的纵火之罪,这是两码事。”货币政策扮演了魔鬼与天使的双重角色,世人只看到了后者而忘记了前者。他的第二本文集正是以“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为书名。

许小年和张家瑞的论文至今没有被国际顶级刊物接受。

“这个时代选择这个思想家,是大部分人要求什么思想家出来,那么他就出来了。没有凯恩斯,会有另外一个恩斯出来。”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钟祥财告诉《人物》,“时代是由思想家造就的,但思想家又是由时代选择的。这种选择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符合思想家的全部。这是思想家的荣耀,也是思想家的悲哀。凯恩斯晚年后悔了,他想要重新修改他的书,但时代不让他后悔,人们需要他的理论为现实作支撑。”

许小年去北大做演讲,讲华尔街危机的根源。财经作家苏小和坐在下面听,“当时我们都觉得他说得好啊,但是觉得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不太了解人性的一种认知的习惯。学者的天职是批评嘛,他永远是批评。但是官员不是这样的。”

“一个经济学家,无论你看上去多么正确,别人并不一味地会理解,会接受,不会的。经济学,它只是个工具,你无法改变一个人的习惯,无法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苏小和说。

许小年时常感觉到一种无奈。“象牙塔里的文章(凯恩斯主义),变成了指导现实的圭皋,这是比较悲哀的。你在象牙塔里做形而上学的研究,这没有问题,但你用象牙塔里得到的结论来指导现实的经济活动,来制订现实的经济政策,我觉得问题很大。”

“人类总在面临各种问题。我们人类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比较急功近利吧,你看到近处的东西总是大,远处的东西小嘛,所以我们仍然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是病急乱投医嘛,一看说哎哟,这些东西最近整体它就掉下来了,那马上要拼命地给它往上搞啊,至于后果怎么样,那不管它,凯恩斯主义就是这样嘛,最终大家都死了,对吧。”张维迎说。

宋梅几年前劝许小年别那么认真,许小年回答说:“我不希望多少年之后,人们回顾当下的经济学家,说他们没有作为,说他们没有做学者该做的事情。”

“从事后来看,应该讲许小年的多数判断是对的。”刘胜军说。

刘胜军在接受采访时对许小年做出了以下描述:“他认为我不考虑能做什么,我只考虑应该做什么。他不是一个智囊,如果让他做智囊的话,他可能是非常的不合格……我们不能说这种理想主义没有价值,但是它可能就会显得不那么入世,或者说和现实世界就会有一定的距离。”

对于这些评论,许小年还是不以为然。“应该怎样做(应然)和实际上怎么做的(实然)是两类性质不同的问题,却又无法完全分割开来。伦理学研究的都是应然问题,你能说它离现实太远,你能说它没有实际用处吗?”他问《人物》记者。

许小年在延安红庄

破灭与重建

独立的思考让许小年显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从市场的逻辑出发,他总是讲述另外一个故事。

在内蒙古写书期间,晚饭餐桌上一群人议论农村集体户口的好处—得益于城市扩张带来的土地增值,城郊农民坐拥百万千万财富,但是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养了多少懒汉,不是毁了一代人吗?”席间一位女士说。各自发表意见后,众人转向在场唯一的经济学家。因为花粉过敏,许小年的声音变得有点沙哑,“让自由主义者来讲,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以前都讲劳动创造价值,但是生产要素不止劳动,还有土地和资本,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在市场上流通,应该获得收益,这是很正常的啊。”

饭后散步的路上,他自嘲:“我总替富人说话,在草民中口碑不好。”

“他不那么符合民众的期望,股民希望股市涨涨涨,他在股市涨得很好的时候就说这个都是泡沫,已经偏离了经济和公司的基本面了,我记得2700点的时候,他说2700点我还嫌太贵,然后很多人骂他啊。房价飙升时,民众希望政府来控制房价,2010年初,他说控制不住,房价还会涨。”陆燕说。

许小年自称面对两类听众: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这两类听众其实我都不讨好,政府不太喜欢我,公众也不太喜欢我。”

但如果将时间拉回到许小年的青年时代,他毫无疑问是集体的一员。1969年他被下放到延安一个叫红庄的村子,从延安县城到村子要走4个小时的山路。那时他是信仰坚定的红卫兵,父母是机械工业部的干部。他从小接受正统的教育,爱国家,爱人民,“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到了乡下,才感受到现实和想象的差距。每个陕北村子的后面都有一座脑畔山,他爬到山上干活,登高远望,生产队的地和私家自留地的光景截然不同,公家的庄稼无精打采,自留地的庄稼茁壮挺拔。

十几年后他去美国读经济学,才知道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有一个专用的词—“公地的悲剧”。

当时的他只是觉得农民为什么不好好种生产队的地?“自留地的亩产大概两三倍于生产队的地,如果农民都像种自留地一样种人民公社的地,那粮食生产、城里的副食供应还是问题吗?”

“在农村看到的和我们接受的说教完全错位,眼前现实和伟大、幸福、光明的发展前景等等格格不入。”许小年的好友谢侯之说。他与许小年同年去延安插队,与许小年只有一村之隔。

红庄生产队为了增加现金收入,种了几亩西瓜。公社干部来人一看,说“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你们怎么能种西瓜?”许小年跟他吵了起来:“以粮为纲不是说全种粮食,而是以粮食为主。”两边争执不下,公社干部最后命令村支书带人,把西瓜秧全给拔掉了。

现在回忆起来,许小年还忍不住带出脏话,“实在把我气坏了,整个一混蛋,人家辛辛苦苦种点西瓜有什么错?只种粮食,现金从哪儿来?那会儿卖粮食换钱是犯法的,你总得给农民个活路吧?!”

疑问和忿懑伴随着繁重的劳动和贫乏、枯燥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方息,夏季昼长夜短,每天要在山上干十几个小时的农活。转不完的山峁,种不完的地,在看得见的现实和看不见的未来面前,刚下乡时的热血渐渐地凉了。

“这个地方颠覆了我们所有的认知,观察和直觉使我们获得了关于社会的常识,但还没上升到理性。是什么把我们带到理性呢,林彪事件。”谢侯之说。

1971年,林彪出逃,机毁人亡,这一事件让知青们摇摇欲坠的信念彻底崩塌。公社组织知青批判林彪集团的“571工程纪要”,飞机残骸的浓烟中现出了残酷的权力斗争,知青们看得“毛骨悚然,背后直冒冷汗”,众人面面相觑,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生活仍在继续。海面上平静如常,海底翻滚的激流,摧毁了旧结构,涤荡卷走了它的所有残余物。

许小年常引用《约翰·克里斯多夫》里的一句话:“一个人出生以后,在幼年的时候他被各种谎言所填满。当他觉醒的时候,当他成长起来的时候,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呕吐出来,重新开始。”

那是一段只能默默化解的精神危机,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寻找一切可以找到的食粮,填补呕吐后的空白。聊以解愁的俄罗斯民歌带他认识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从《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到《悲惨世界》和《红与黑》,人文主义的悲悯之心落在黄土地上,生根长出了枝叶。红庄的知青大都出身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他们传阅书籍,交换阅读后的心得笔记。《悲惨世界》到许小年手里时已经残缺不全,封面和封底都没有了,书页上留下汗渍和磨损的褐黄色痕迹。

“那时候逮什么看什么,就是没有书,那是一个贫乏的时候,特别渴,你什么水都想喝。”谢侯之说。

多年之后,许小年才意识到那时发生了什么变化,“从那以后,不会轻易接受未经独立思考的任何理论或说教,无论听起来多么美好,都不会轻易接受的。”他几乎是迸出每一个字。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思想获得自由并未带来行动的自主。即使他后来成为了思想的强者,个体的命运仍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限定,在人生的大多数路口上,他听任时代在自己身上留下各种印记。

在村里的最后一年,他当了小学老师,给农民的孩子们上课。1972年的一天,他如往常一样,放学后走了七八里的山路,回到自己的窑洞。村支书等在那里,笑眯眯地递给他一张纸,那是西安交大的入学通知:“小年儿,读书去吧!”

作为工农兵推荐的大学生,他拿到了逃离农村的通行证。“跟做梦一样,不敢相信。”临行前一天晚上,书记给他开了欢送会,老乡们都来了,旱烟呛人的窑洞里,一个村民拍着他的头说:“这娃可吃苦了。”他嚎啕大哭,泣不成声。

第二天早上,书记送他上路,走到村头的枣树滩,藏在枣林中的孩子们突然冲出来,围在他身边,拉着他的衣袖喊:“许老师要当学生喽!”“许老师,你还回来教我们吗?”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回来呀,我会回来的。”那几张珍贵的学生照片他一直留到了现在。

回归

那个日夜都想逃离的小村子,以后成了他不曾间断的回归之地。

抽离苦难,那个村子化作浪漫的意象。“大漠孤烟直”,陕北的山洼里没有风,从山上俯视窑洞顶冒出的炊烟真的是直的。早春夜雨,雨滴噼噼啵啵地打湿了窑洞的窗纸。第二天晨起,推开门一看,漫山遍野,“千树万树梨花开”。

他每年都要回去一趟,村庄基本维持了原貌,当年住过的窑洞还在,只是年久失修,部分坍塌了。

人也在。他掏出手机,给记者看在延安拍的照片,“这是二哥,这是二嫂,这是他们的孙子。”“这是茅缸,他妈妈上厕所生下他,所以起了这么个名字(笑)。”生产队的农民、他教的学生、脑畔山也在,每次回村,他都要爬一爬这座熟悉的山,在山上静静地坐一会儿,听听久违的风声。“别问我在想什么,什么也没想,就是想静静地坐一会儿。”

距离他第一次爬上这座山,49年过去了,很多旧识已经作古。现在的支书喜才也是他教过的学生,会带他到山上走一圈,指认着地边山峁上的坟墓:“这是米如怀的坟,这是李德华的,折开敖的在这里,那个是贾长高,边上那个是他儿子的,他儿子得癌症,比他爸死的还早。”可怜老年丧子的父亲,死了也要守儿子的身边。“比我大的一些乡亲们,像老书记、老队长,就只能到山上来看看他们了。”

插队的回忆对于其他人也是一样的。那些知青们后来散落在天涯,但每次聚会,聊起当年的故事和情节,一切都宛如昨日。谢侯之已经定居德国近30年,“你让我现在回忆德国留学时候的故事,日常的岁月,可能有些故事还记得,但是日常的流水岁月全都没了影子。但关于插队的,不光是故事情节,包括流水的岁月都记得那么清晰,就像发生在昨天似的。”

那段日子为什么会如此深刻?谢侯之想了想,说:“这帮小孩在城市里悠哉悠哉,受着伟大的教育,一切都那么光辉灿烂,那么五彩缤纷。结果跑那个地方去,从里到外全都颠覆掉了,印象深到了不能再深,这个烙印烙到了骨头上。”

许小年总用“我们村”来称呼那里,“我们村的孩子们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我跟他们说,你们谁家小子、女子考上大学,所有费用我来承担。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能考上,二代、三代农民都在打工。”说到这里,他有些难过,他知道改变那些孩子命运的唯一可能就是教育,就像自己的经历一样。

在西安交大,他读的是电机工程,毕业后分配去东北当了两年冲压工。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后,他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研究生。在中国的历史书上,1978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拉开改革开放大幕的那一年,身处其中的人们却很少能意识到它的历史重要性。对于许小年来说,那一年他只是打了行李包,从东北的工人宿舍搬进了人大东门的红一楼。从北京到陕西,经东北,再回到北京,他的个人命运被时代大潮裹挟着,在地图上画了一个三角,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1981年,28岁的他从人大毕业,进入刚刚成立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工作。那是一个为国家重大项目提供可行性报告的咨询机构,办公地点就在中南海的工字楼。

在象征最高权力的大院里,和其他年轻人一样,许小年非常在意自己的报告能否得到重视,政策建议能否被上级采纳。那是经济学者的黄金时代,作家柳红在《80年代:经济学家的光荣与梦想》一文里曾总结过,那个年代的中国经济学界,有着强烈的宫廷化、奏折化、实用化特征。“他们此时此刻学习,此时此刻就有用武之地;他们形成影响,他们改变历史……经济学家作为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常常以个人,或主导一种思潮来参与和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这种群体性的、大规模的、全方位的参与和影响,实在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回忆那段日子时,许小年带着怀念的语气,“年轻人如饥似渴地研究经济学,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市场经济,想的是怎么推进改革,怎么样把经济搞上去,我们太穷了,我们的经济太落后了。”然而宏大志向碰上了才疏学浅,他狼狈地发现,学校里学的那套关于计划经济的知识不灵了,“不能用于分析经济问题,更不要说设计改革方案了。”

走出办公室,回到红庄,这一次他接受市场的再教育。包产到户之后,“地里的庄稼长得比我那个时候好多了(笑)……那确实是个蛮大的惊喜。”他问农民寅虎,现在每天在地里干多长时间,寅虎说:三四个钟头,最多半天。为什么差这么多?寅虎嘿嘿一笑说:“那时给生产队干,这会儿给自己干,不一样的。”

改革与其说来自对市场经济的深刻认识,不如说源于计划经济的切肤之痛。实际上,国内经济学界对市场经济并不了解,改革口号是“摸着石头过河”,可谁也不知道石头在哪里,能不能摸到,“市场经济到底怎么搞,其实是很模糊的。”

1980年代初,世界银行的专家来中国考察,加深了国内学者的挫折感。这些专家们使用国际上通行的一套分析框架和分析工具—比如投入产出表和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政策研究,“我们这些号称国内受过最好的经济学训练的人,居然看不懂。”许小年说。

世行专家打开了一扇窗口,许小年得以窥见一个全然陌生又令人向往的领域。他决定出国学习,他不知道自己将得到什么,但失去什么是清晰无误的。机会成本高昂,研究中心主任并兼任国务院秘书长的马洪劝他:“为什么要出国读书啊?觉得我们单位不好吗?你也许看不上,很多人想进都进不来呢。”

但许小年很坚定,马洪主任最终同意了并给他写了推荐信。对于这样的大度,许小年至今心怀感激。1985年,许小年怀揣借来的100美元,只身赴美。他在浪潮中抽身而退,错过了改革的黄金时代,得失难以计算。今天回过头去看,那是他人生中不多的一次自由选择。随波逐流

飞机在新奥尔良着陆,许小年走出机场,突然惊慌止步。

在中国满大街还是自行车的时候,美国早已进入象征工业文明的汽车时代。“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汽车,看上去像发疯似的在你面前飞快地穿行。”他眼花缭乱,在亮起绿灯时也不敢过马路。

一切都是未知的,他既惶恐又兴奋。经济学课程很难,语言也跟不上,前半年上课他完全听不懂,“听不懂没有关系,我可以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辛苦一点而已。”一切都显得那么新奇,“从来就没想到经济学是这么讲的,和在国内学的政治经济学大不一样。”

曾在体制内寻求认可,许小年在美国找到了知识分子的另外一种存在方式,“知识分子可以独立地作为一个阶层存在,他是思想的生产者、真理的发现者。至于这些思想和发现能否转化为经济效益,并不那么重要。”

1992年开始,很多留学生选择回国。中国的改革世界瞩目,已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的许小年也开始往回跑,研究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当时也没有想着回来,出于非常功利性的考虑,想把中国的现实问题变成可以发表的论文,有助于评职称。”

1990年代中期,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公司治理的论文,发表在吴敬琏担任主编的《改革》杂志上。在吴敬琏的推荐下,许小年获得了当年的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作为经济学家,那是许小年在国内建立声望的开端。1995年,中国建设银行和摩根斯坦利组建了中国第一家投行—中金公司,中国金融改革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吴敬琏担任中金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力邀许小年回国,中国要建设自己的资本市场,要搞自己的投资银行。

许小年很犹豫,回国意味着收入的降低,已在美林证券工作了两年的他也不确定投行业务能否在中国落地,“国内的专业水平低,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应该是很困难的吧?”

“他(许小年)回去还是做了很大的牺牲,许博士在大家印象里是个经常批评政府的人,但他非常爱国,对国家、对资本市场和中国的企业他是有情怀的,他自己可能不说(笑)。”许小年的前同事、中金的首席投资官邱劲告诉《人物》。

个体的选择再一次与国家的重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内学者明确提出凯恩斯主义政策作为应对。1998年,中国政府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中国第一次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式开启凯恩斯主义时代。同年年底,许小年回国加入了中金。

在中金,他遭遇了职业生涯中的最大挫败,公司的二级市场业务一筹莫展。每次公司管理委员会开会,投行部得意地报告做了多少项目,赚了多少钱,而许小年负责的研究部拖累了销售交易部,二级市场上连年亏损,承受着公司内部的巨大压力。

面对公司管理层的质疑和建议,许小年坚持自己认定的工作方向。

许小年说:“既然把研究部交给我,这事儿你们就别管了,我要是没完成任务,可以把我撤了。”

管理层问:“难道不可以给你提工作建议吗?”许小年说:“当然可以,但接受还是不接受,我决定。”

“他学者出身,非常坦率。对下属、对同事,甚至对他的领导,讲话也都是非常客观、非常直率的。同事被他骂过,领导跟他经常有非常激烈的争议,这是他一个鲜明的特点,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邱劲说。

那种莽撞和骄傲,是刻在许小年骨子里的。他按照国际投行的标准做研究,带着研究报告和客户交流,客户看不懂,要求他画流行的K线图,那是被许小年斥为巫术的分析方法。他一口回绝:“对不起,K线图我不会做。”客户当面把他的报告扔进了纸篓。

“ 2000年前后,国内的证券市场流行做庄,跟风炒作,很多投资者根本不看基本面。中金引入了崭新的投资理念,那就是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根据基本面做投资。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太阳春白雪了吧,能赚到钱吗。听一听可以,真的要做的话,还是要看这些曲线图啊。他要打开一个新局面,难点主要是在这里。”邱劲说,“再加上国内不太喜欢直言直语,他的工作方法也有点水土不服。”

对许小年来说,那段时间非常煎熬,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去画K线图。困窘持续了将近两年,直到等来第一个机构客户,上海九是公司的高总说中金的研究报告写得好,决定在中金开户。“为这事,我记高总一辈子。”许小年说。

“我引以为自豪的,就是把国际投行的一套研究方法带回了国内,成为机构客户所接受的行业标准,也得到了国内券商的普遍认可。”许小年说。

这套标准对业内影响巨大。一位金融界人士对《人物》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许小年的贡献在于为中国建立了金融市场研究体系,“现在没人看K线图了,相当于原始人发现了火。”

2004年,在中金如日中天之时,许小年辞职离开。那是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决定,他对这个决定的内情不愿多说,只是淡淡提了句:“如果没有外力推动的话,我会在中金多待几年。”

邱劲记得,那个决定来得很仓促,内部都很惊讶,许小年说是个人决定,大家不好再挽留。他替许小年遗憾,“当时中国A股市场才刚刚进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1992年到2000年,交易都是以看K线图、坐庄为主。2000年是一个分水岭,中金承销的宝钢股份上市,开启了蓝筹股的新世纪,后面是中石化、四大银行、保险公司和中石油。2006年、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这三年是中金最辉煌的时期,他实际上没有参与到。”

和离开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类似,许小年再次在浪潮中抽身而退。前一次是主动选择,强烈的求知欲驱使;后一次非他所愿,他用了“随机行走”这个词,或许是自我解嘲式的掩饰?或许真情确实如此?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在这次采访中,更为消极的“随波逐流”替代了“随机行走”。

从哈耶克、阿瑟·刘易斯、奥利弗·威廉姆森等诺奖大师那里,他接受了有限认知能力的观点,这当然意味着,人的行为能力也是有限的。社会不可能按照个人的意愿演进,个人的命运也不完全取决于他自己。某种意义上讲,许小年践行了他所倡导的:既然政府应该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和计划,因为它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有限,为什么个人走的道路一定要遵循事先制定的计划呢?

邱劲和同事为他办了欢送会,他记得许小年很平静,“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吃过普通人没有吃过的苦,不会像一般人那样的脆弱。”

多次的“非我所愿”之后,他不再期待“如我所愿”了,不再有强烈的个人愿望,“非要实现的目标,已经没有了。”

没有终点,只有拐点

如今,他乐于谈论那些小自由。在西安交大读书的那些年,因为课程要求不高,他在课堂上只有10分钟的注意力,时常和邻桌同学交头接耳。教数学的葛老师问清了原委,许诺他可以不来上课,但必须参加考试。每逢数学课,他高高兴兴地泡在图书馆里,读完了《资治通鉴》,磕磕绊绊地看了几本介绍相对论的书,尽管没有看懂。现在回想起来,许小年带着微笑说:“葛老师给了我自由。”

在内蒙古的一个下午,晚饭前朋友提议去骑马。他选了一匹相对高大的蒙古马,凭他半生不熟的骑术,在广阔的草原上催着马儿小跑起来,“哈哈,真带劲!”发出一位严肃先生少有的大笑。

牧民担心他岁数大,在马上发生意外,用蹩脚的普通话喊着他回来。他充耳不闻,奔向远处的山丘。在那里,他立马凝视橘黄色的夕阳,晚风吹过,草原如飘动的金丝绒毯。他掏出手机,拍下灿烂的落日景色。

牧民的呼喊终于发生作用,孤影单骑恋恋不舍地掉头回转,背后的太阳一寸一寸地落到了地平线下。马背上的自由,像在海水中游泳的感觉,而游泳是他自小学以来坚持不辍的运动。在膝盖没有损伤之前,速降滑雪是他的冬季最爱。许小年还告诉记者:“我经常梦见自己变成鸟,在天空中飞翔。”

离开中金后,他加入了中欧商学院,重回教室讲台。“中金和中欧的经历让我重新审视在美国学的经济学,我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理解和教授经济学了。”企业家作为中金的客户和中欧的学生,对他的研究和思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企业家,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创新,从熊彼特书中读来的结论,每天都在现实中得到生动的验证。

陆燕记得,许小年说过一句话,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在企业家身上。“作为一个老师,他想把这些思想传播给学生,价值远远比他在中金担任那个职位所创造的要大得多。一年他大概要教1000位学生吧,如果有一半或者是几百个得到启发,影响到几百家企业,那是什么样的社会效应啊。”

“像一条鱼突然跃入海里,看到很多海底的美景,也就是多元的、色彩缤纷的、各种各样的企业,当然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因为可以研究的微观世界太丰富了,许教授的感觉肯定是特别好。”中欧EMBA学员、江苏汉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焦胜告诉《人物》。

许小年成了学院里最爱和学员打交道的教授,经常去学员的企业考察,诊断问题,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在课堂上,他对学员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你们做好企业,我就无上荣光。”

他教过的学生数以万计,拥有了一个校友自发组织的粉丝团,叫作“年糕团”。陆燕记得,有企业家曾对许小年说,“你哪里有演讲,我就跑到哪里来听。”

在微观世界里,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锋利。许小年担任了田明的朗诗绿色集团独立董事。田明说,“他非常的独立,独立到了不讲情面的地步。虽然有师生的关系,我毕竟是董事长嘛,有时他的批评直不咚咚横着就出来了。”

田明脑海里对老师有个挥之不去的印象:教授斜着眼睛看他,突然抛出一个很尖锐的看法,让你措手不及。“每一次尖锐的观念或者词语,听着不那么舒服,但或多或少都给我们一些养分,让我们警觉和重视,他的最大价值就在这里。”

“比如说,以前我们投资按照赢利多少来算账,许老师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市场下跌了20%,这个项目还能投吗?不是说平均我能赚20%还是30%。一个是属于进攻型的思维,一个是属于防御型的思维。当风险比较大的时候,你就必须分析项目的安全边际了,而不能老想着正常情况下的投资收益。话不多,一下子就把这个题给你点出来。”

很多企业家去听许小年的课,希望他分析宏观政策的影响,“就是去跟风,这个叫政策抄底嘛,他们学习宏观的经济学的目的可能是这个。”张家瑞说,“但许教授的理念是企业应该宁可踏空,也不要断粮,这是他的名言,就是宁愿你没有搭上政策的顺风车,也不要跟错了而产生灾难性后果。比如跟着产业政策走,一窝蜂上项目,结果就是过剩产能,产品卖不出去,投资无法回收。他建议企业不要过度关注经济政策,把重点放在提高自己企业的竞争力上。”

“中欧有很多是年轻的二代企业家,怎样给这些企业家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商业观、正确的经济观,很重要,我觉得像吴(敬琏)老师、许小年教授能够给他们这一切。”许小年的好友、北京九汉天成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军说。

近几年许小年屡次和邱劲谈起科技的进步,科技在企业的应用让他感到非常兴奋,“他从试图说服政府和提供政策建议,转向在微观层面上用他的学识和市场上的具体案例,帮助企业改进效率,真正做到民富国强。他的情怀还在,只不过换了一个方式吧。”邱劲说。

焦胜曾和许小年一起去新疆考察,在一个山口,许小年站在那里远眺群山,背影显得孤独。

他对焦胜说,现在不争论了,去做实事。“当时我们就说,自然才是永恒,这个山水一千年都是这样的。人类是很渺小的,各种观念的争论转瞬即逝,成功企业创造的价值却可以长存于世。宏观政策无能为力的地方,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动经济的发展,大家的力量都能用到,这不是很好吗?许教授讲的所谓不争论,去做实事,就是这个道理吧。”

他切换了路径,少了一点失望和沮丧。“这个国家迈向现代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在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什么都可能发生。所以现在心态平和,调整期望以避免失望。”

最后的一次采访是在晚上。许小年坐在沙发上,过敏依然很严重,戴着防花粉的口罩,声音发沉,他一字一句地说:“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的民族一定要实现现代化。”远追孔子,近观托克维尔,他希望知识分子留下这一代人的思考,“托克维尔一生就写了两本书,这两本书足以确立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学者的地位。”停顿片刻,他又说,能不能给后人留下遗产也不是很重要,就像马克思说的,只要自己搞清楚了问题,他的著作、他的手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也无所谓。

他喜欢尼采的那句,“我活在死后”,“你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准备好活在死后,也许死后都没有你的机会,那你也得认,因为你的产品很有可能就是废品,人家不买账的废品。”

凯恩斯是自由主义市场派的敌手,哈耶克对于凯恩斯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终其一生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记者问他是否想继续前人的工作,望着车窗外流过的风景,他缓缓地说:“我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已经放弃了。”

两年前,许小年登上了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在一群年轻人中,63岁的他第一个登顶。但是凯恩斯对他而言,是比乞力马扎罗山还要高的山峰。“我知道他那座山有多高,我只能爬到乞力马扎罗山,再不敢奢望珠穆朗玛峰。”

如果有机会和凯恩斯见面,许小年会跟他说:“凯恩斯先生,你错了,绝对错了。”

他想象了一下凯恩斯的反应,那个身材高大、略微驼背的经济学巨擘大概会狡猾地一笑,摊开双手耸耸肩,“也许你是对的,但是我在经济学说史上已经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地位,我将名垂青史。”

“你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准备好活在死后,也许死后都没有你的机会,那你也得认,因为你的产品很有可能就是废品,人家不买账的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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