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脱口秀的女人

文|谢梦遥 编辑|金焰   2018-09-28 10:02:13

她想从性侵聊起。

不是在最近兴起的“me too”运动的网络檄文,不是在《超级演说家》一类的节目—对于电视平台来说,这个话题的尺度显然太大了。这是在一场脱口秀(stand-up comedy)比赛上。

“最近滴滴司机杀害空姐的事情闹得特别大,这件事也让很多女生,包括我自己觉得很焦虑。”她上台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这听起来并不像是一连串笑话的开头。

这个由功夫喜剧举办的、被视为圈内最权威的赛事已经举办到第三届了。33位经选拔的脱口秀高手由全国各地汇集上海,经角逐,这个叫“三弟”的女演员杀入决赛。她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这是场冒险。西方脱口秀可以谈论任何事,但在中国,性相关的笑话一直是个危险区。观众很容易变得警戒起来,冷场是常事。尺度拿捏非常微妙。更何况,从性侵新闻的角度切入,太沉重了。直到上台前,她都在犹豫,要不要换成更安全的内容。

正是新闻下的跟帖激发了她的表达欲。谈论性侵或者性骚扰的话题,她总能看到类似的风凉话,“女生就是穿太少了”,“女生长得太漂亮了”。段子是她新写的,开放麦上试过3次而已,按照圈子里的规律,这远远不够保险。

“每次听到这些话,我都觉得,我长得这么普通真的好幸运。”这句话奏效了。台下有了笑声。

上台前她很紧张。初赛很不同,她选的是反复试验过的老段子,稳如止水。紧张可能会把演出搞砸,但紧张也可以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三弟确信自己,对舞台仍有新鲜感与渴望。这种感觉在过去曾消失过。

Stand-up comedy的正确译法应该是单口喜剧,大众很容易把它和单口相声弄混。两者有很多不同,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区别是,单口相声有很强的形式感,传统上人们不期待女人承担幽默的功能。脱口秀则具有更多包容性,风潮在中国兴起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女孩登台。段子必须是原创的,两年前功夫喜剧举办第一届比赛时,入围女性只有3人,到了第三届,已增至7人。“你上台好不好笑,这东西很明显。”维吾尔族姑娘吐提说。她形象甜美,曾做校园晚会主持人,“大家就觉得这就是个花瓶”。她想在脱口秀的舞台上打破“花瓶”。

美籍亚裔脱口秀女星黄阿丽的走红,为很多女孩提供了示范效应。她怀孕期间,还挺着大肚子在台上讲大尺度段子。“她对我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上一份工作是公司前台的杨笠说,她现在立志成为一名全职演员。她看了很多黄阿丽的专场视频,努力去模仿她的语调和表情。

对于深圳外贸公司职员Sandy来说,进入脱口秀世界纯属误打误撞。她感到生活太无聊了,每天工作无非安排订单、跟踪工厂、联系客户,下了班懒得出门,在家里窝着。偶尔一次心血来潮,在豆瓣搜索同城活动,她发现了一个脱口秀俱乐部。本来是观众,很快一发不可收拾,她在其中找到了乐趣,试着登台讲,还半开玩笑地,拜了一个早她几个月入行的叫程璐的英语翻译为师。

那是2011年,演员都有本职工作,下班后的夜晚才来玩。没有什么方法论,大家都在摸索,受黄西影响,很多人在讲one-liners(一句话笑话)。有个叫“银教授”的演员总喜欢讲他打老婆的段子,一听就是瞎编的,现在看来,这完全违背了脱口秀要真实的西方惯例。

Sandy自认为是一个放不开的人,天性没法撒着欢地演。但相较一般女演员,她敢于自黑,拿自己长得像李宇春、大龄剩女、男人婆等特征开玩笑,冷静地自黑,反倒能产生奇妙的效果,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这个人设非常讨巧,她不断想到相关的段子。有次她上台自我介绍,随口一说,“我英文名叫Sandy,中文名叫三弟。”

从此之后,三弟取代了Sandy。Sandy曾有段时间比较胖,内心特别介意,但三弟竟然还写了一些嘲讽自己胖的段子。她很快成了深圳那群演员里最有特点的那个,现场观众反馈有时能超过“师傅”程璐。其实她的个性始终没改变过,私下里还是很安静。

“其实三弟是特别细心、娇柔的一个女性,演出之前,她会像小女生一样去刻意地化个妆,但是她不会让你看出来她在化。”当时和三弟在同一个俱乐部的子龙回忆,“上去‘啪’一下就变成另外一个人。”

三弟与程璐、子龙等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密友圈子。他们办过几次小剧场商演,票房都不怎么好。搁在酒吧的免费开放麦经常没几个观众。但他们的热情未曾消减,除了每周一次开放麦练习,还积极给线上喜剧节目投稿。演员之间台下也不正经说话,互相抛梗,在这种有意训练下,三弟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好笑的人,还受邀上过几次电视综艺。

一个改变职业生涯的机会在2014年底来了。上海的茄子脱口秀俱乐部获200万元投资成立公司,招募三弟加入。在当时看来,上海是一个比深圳更好的阵地,东方卫视《今晚80后脱口秀》开播几年了,虽不温不火,但至少在本地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三弟决定辞职,去上海成为一名全职脱口秀演员。

这个工作无疑像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作为茄子脱口秀的头牌艺人,待遇也在升级。应老友们邀请,三弟中间回深圳参加过一次内部自娱自乐的吐槽大会,大家惊讶地看到,对于这样一趟非正式行程,公司居然配了一位化妆师随行。2015年底,公司还为她推出了个人专场,连开3场,每场500人。

事实没有看上去那么美好。专场主题是公司先定下来的,叫《男人退化论》,一半以上的段子要现写。这违反了脱口秀的生产规律,国外演员都是在开放麦打磨多年,把经检验过的好段子挑出来才形成专场。但在一个远不成熟的市场下,公司也是赶鸭子上架,“一个普通人做一个三弟脱口秀,谁来看啊,又不认识你。”主题设定为吐槽男人,即便受众对脱口秀毫无概念,也可能被吸引而来。专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票是赠出的,中间还穿插了一些非专业演员参演的蹩脚小品。她一共仅收入几千块钱。

第二场演到一半,还出现了忘词,她在台上站了半分钟,脑子一片空白。“不是你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者不是你打从心里面觉得想吐槽的东西,其实不太好讲。”

这段经历对她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她后来再没有主动谈起过那个专场。木更喜剧创始人冯立文记得,有次聊天,有人说北京单立人喜剧的小鹿是唯一有过专场的女演员,三弟没有说话。过一会儿,大家才反应过来,三弟比小鹿要早。

公司还搞过脱口秀剧、线上搞笑视频等尝试,但都不成功,在2016年,钱烧光了,公司解散了。在这过程里,三弟对整个行业的前景产生了悲观的感觉,甚至怀疑是把自己对喜剧的冲动错误理解为喜剧天赋,“挣扎了很久”。她留在上海,去了一家传媒公司。她签下为期10年的艺人经纪约,但实际上主要工作是做编剧。

编剧工作强度很高,成天从早10点干到晚八九点,她不再去开放麦了。她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真正的原因不是忙,而是激情消失了。那是一段很压抑的日子,至少有大半年,她被安排去北京出差,住在节目组的酒店里,每天写着喜剧,却并不快乐。“也许命中注定你成不了什么。”她对自己说。

她远离开放麦的日子,行业发生着变化。2016年,三弟在深圳的很多伙伴,被新成立的公司笑果文化招募(该公司主创团队即《今晚80后脱口秀》班底),搬来上海。随后,笑果文化制作的《吐槽大会》火了,将美式脱口秀的概念带入了大众视野,公司估值也蹭蹭涨到了几十亿元。程璐等人还获得了在节目里的登台机会,他们的微博粉丝疯涨起来,都过了10万,远超三弟。若不是先有合约在身,三弟本也可以成为他们的一员。她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如果脱口秀是一条赛道,她曾经是那群人里的领跑者,现在队友们反超了她。

但脱口秀不是一条赛道。虽然开放麦断了,三弟从未间断在微博上写段子,有时间就坐下来想几个,她视为一种训练,培养在日常生活中找梗的能力。“这么多年做脱口秀演员,好多人已经不那么干了。”子龙说,“三弟比一般人更勤奋。你看三弟现在微博粉丝那么少,她还是一天坚持写十几个梗。”

脱口秀注定对她有某种磁场存在。到了2017年,公司业务不景气,她的编剧工作停滞下来,她对自己说不能再这样在屋里憋着了,试着登了一次开放麦。“你上了台之后就不一样了,”她后来回忆,“观众给你笑声,你就会觉得有成就感。”

冯立文也在场。他记得那天结束时三弟显得特感慨,“你们现在都只讲新段子了。”她讲的还是旧的那套。“我们讲的也不全是新段子,但是她都没有听过,是她太久没有参与了。”冯立文说。

他知道三弟一定会回来。那些真正退出的人,大多只说过脱口秀一两年,“3年都已经很少见了。这种五六年还会再退出的,基本上没见过。她是喜欢舞台的。”

三弟回归了,她一点一点地找回内心的欲望。此时上海至少已有六七家脱口秀俱乐部,舞台实践机会很多。她争取每周都能出5分钟新段子,手机里有个专门记录灵感的软件。固定节奏是,周一周二创作,周三周四去开放麦,她会现场录音回来再推敲打磨,周末商演,一轮下来,文本改动较大。在她提议下,公司也开辟了场地做脱口秀演出。

最近这两三年,演员的整体技术在迭代,大家不再满足仅仅是讲预期违背、意外反转的笑话。先是观察式喜剧推广开来,鼓励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思考生活里的荒谬。这个类型的脱口秀第一句话往往都是跟观众建立共鸣:“你们有没有发现……”接下来,单立人喜剧的周奇墨开创性地讲起长故事,这是一种附带过往经历、更具有深度可能性的叙述。很多演员开始追随。

在这些趋势下,脱口秀的意涵更丰富了,个体的性格、兴趣、价值观、对世界的看法,变得重要,而性别区隔恰恰为女性演员开辟出一条开阔的路。“做脱口秀的绝大多数人还是男生,所以你只要用女性的视角来看,婚恋话题、生孩子、工作,就有天然的视角差,那你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创作的捷径。”笑果文化线下演出负责人史炎告诉《人物》。

一些女演员的脱口秀有着女权、平权主义意味。小鹿讲过她在重男轻女的云南农村的成长体验。杨笠则挑战直男审美,有个期盼自己罩杯变小的段子是这样的:“它存在的本身就表达了一种态度,对男人的不屑一顾,就好像在说,你看什么看,你越喜欢什么,老娘越不喜欢什么,你能拿我怎么着。”

这未必是一种意识上的自觉。“这是个自然的事情,你感触多的东西,肯定是关于你这个生活最真实的东西。”小鹿对《人物》说,“我原来从来没有这个思维,有一天我把我的内容列出来,那么多关键词感觉都跟女性有关,我才意识到这个比重太大了。”

三弟对脱口秀的理解也在变化,“可能潜意识里面,就想站在台上面去表达一些东西。”她认为高级的脱口秀应该是有观点的,言之有物的。曾经百试不爽的舞台人设,她还是会在开场用,“讲那些短平快的段子,是无法避免的,观众不认识你,你必须要讲这些东西来吸引观众。”但更多时候,她跳出舒适区,去挑战不同类型的内容—她还尝试过新闻吐槽。“她现在可能已经不大会去写自己是李宇春了。她已经找到自我了,她就可以用这个自我去审视这个世界了。”史炎说,“我一直觉得喜剧是个宇宙,每个人找到自己的方向就行。”

“我讲脱口秀的开始,并没有去考虑什么女性立场,那时候我觉得,一个女演员应该勇敢自嘲。当然,我的自嘲也代表了一部分和我一样的女性。”三弟总结说,“讲到第二三年的时候,我又刻意去表达让女性有共鸣的东西,讲一些女权的段子,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女性观众。到现在,我更多地是从自己出发。我想表达的,是我真实生活中感受到的东西,而不是别人告诉我该表达的东西。”她越来越喜欢Wanda Sykes,那位美国脱口秀女演员的话题很丰富,经常大谈政治。她也希望那样,不止可以写一些“女观众听了特别爽”的段子,也可以跳出女性的框架,驾驭其他话题。

这一切当然也需要技巧支撑,三弟研究过周奇墨的段子结构,学习他如何在同一个话题里不断发散,刻意让自己去写一些很长的段子。美式脱口秀技术手册《喜剧圣经》她2014年就读过,今年又重新读了一遍。她领悟到,what if是一种特别好用的技巧(演员用假设为观众呈现他们意想不到但可以理解的情形),好像开窍了一般,她开始大量使用。

她感到自己有能力去驾驭一些痛苦体验的题材了。今年她创作了关于女人无理取闹的段子,现成素材来自母亲唠叨的原话。“太可怕了,确实我觉得对我爸伤害太大了。”平时她会将其当成特别苦恼的事讲给朋友们,“但是你用脱口秀的方式讲出来它就不痛苦了”。这个段子每次演都炸场。

思维习惯形成后,哪怕遇上糟心事,她心底总会有个声音响起,没关系,记住当下的负面情绪。比如过斑马线因没下自行车推行而被交警罚款,那一刻她很愤怒,觉得规定执行太僵硬了,回到家就写成了段子。

从去年到现在,三弟积累了两万多字的逐字稿。这算得上很高的产量了。职业发展还是卡在瓶颈,缺少线上节目的出镜机会,但她找回了那种纯粹的快乐,脱口秀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正源于心态变化,她选择参加功夫喜剧的比赛。前两届都错过了,“可能就是害怕,害怕拿不到什么。”她仍然没有赢的把握,她愿意享受过程。

三弟的脱口秀在继续,她引入场景混合(mix up),放大“女人长得漂亮、穿得暴露就活该被性骚扰”的荒谬。“要是这样,以后我们女生去整容医院,整容医生上来就说:思密达,你这个五官,太不安全了,你这个要做大手术啊……我推荐猪鼻子,前几个月有个女明星做了这个猪鼻子之后效果特别好,导演根本不敢潜规则她。你做了之后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一个鼻子毁掉一张脸……”

“你们一定也听过另一句话,男人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深意。”她把话题导向男人。“我碰到自己心仪的男生都会主动问他:你平时喜欢思考吗?有一个男生的回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从小就喜欢独立思考。于是我推荐了他一本书,叫做《走出思考的误区》……”

接下来,她开始假设“社会帮助男性一起来管理他们的下半身”会怎么样,脑洞大开,将演出推向高潮。“what if几乎变成她的大杀器一样的技巧了。”冯立文后来评价说。

10分钟的脱口秀里,她多次靠转动身体呈现(act out)不同角色。很难想象她曾为表演天赋而困扰。她在扮演别人,但也在做自己。她看上去自由自在。

拿到比赛亚军的那一刻,三弟的感受竟然不是喜悦,而是一种释放。她切入了最想表达的话题。她不需要痛斥偏见,她嘲讽偏见。没有人被冒犯,现场笑得最大声的,包括男人。

那个晚上,他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他们,幽默是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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