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卿 惯性奔跑

文|张月 编辑|赵涵漠   2018-09-02 10:01:58

绝望的时候,它也就是这样一段时间,就过去了。愉悦得像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它也就是一段时间,它也会过去的。

在接近凌晨的时候,收到了董卿的采访回复。

她还在机房剪《朗读者》,要熬夜了,问采访时间能否推后两个小时。

第二天下午,在后海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凌晨4点收工的董卿,短发,淡妆,眼底有淡淡的黑眼圈。自从开始制作《朗读者》,熬夜已经变成了她的常态,她能控制的,是尽量不要熬到天亮。

天亮太难受了,每次走出黑暗的感觉不到时间流逝的机房,看着城市在天光下苏醒,人们开始晨练、上班,她觉得自己像做了一夜的孤魂野鬼。

《朗读者》是她第一次担任制作人和总导演,这档节目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综艺,第二季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9.2。在文化的孤独和娱乐的狂欢之间,董卿偏执地找到了一个属于《朗读者》的位置。

这档节目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正在透支她的身体。因为长期熬夜工作,她越来越瘦,白头发、鱼尾纹、斑,这些让大部分女性恐惧的东西一点点出现在她身上。父母劝她不能再这么熬了:“你不是20岁了,也不是30岁的身体了。”

董卿45岁了,在人生进入一个似乎更自由的阶段后,她却进入了一个加速狂奔的状态,“我就觉得鱼尾纹啊斑啊这些事情并不是很重要。就像是你挣脱了束缚以后,你获得了某种自由,那种奔跑的速度带给你的满足感和兴奋感,让你已经不在乎说风力有多少、周边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在阻挡你。”

这种速度的获得不是没有代价的,她不得不牺牲掉生活的其他章节。“很多都不顾了,我把孩子放在上海,不管生病啊,或者是我父母生病,因为他们在上海嘛,我就可以假装看不见,只有半夜的时候,可能凌晨4点、5点回到家,看一下我妈妈发回来的视频。”

她想陪孩子过个暑假,但暑假已经过去一半,孩子还没有看到妈妈的踪影。

“会担心对家人、孩子有亏欠吗?”《人物》记者问。

董卿沉默了两秒,“什么事情都是你选的,这个选择是你做的,所以你只能去承受所有的一切。”

工作中的董卿,不是那个在节目里经常掉泪的柔弱女性。在她看来,工作是比命还重要的东西,那是幸福感的最主要的来源。“不是说我因为对自己狠,或者对节目有执念我就不幸福,也许相反,我的幸福感恰恰来源于此呢。如果不让我过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是不幸福的,所以一切到最后都是你个人的选择导致的,所谓性格即命运可能说的就是这一点吧。”

董卿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上海,父母是知识分子,有着严苛的家教。她从小做家务,背诗词,练长跑,在父亲的求全责备中长大。父亲一度不许她照镜子,说:“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每天花在照镜子的时间还不如多看书。”

“他老打击你,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嘛(笑),你必须要做得比别人好很多,你才有自信心。”

父亲勤奋、苛刻、固执,这些曾经伤害过她的特质,后来分毫不差地在董卿身上生长出来。像宿命一般,她发现自己和父亲变得越来越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成长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发生剧变的转折路口,人们的命运和际遇突然多了各种可能性。“你可以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你可以比自己的父辈们过得更好。而你的确也抓住了一些机会,所以你会变得越来越紧张,你获得的越多,你的负担也越大。机会是我觉得最宝贵的东西。还有就是证明自己。”

在央视巨大的舞台上,那个不敢照镜子的小姑娘后来终于证明了自己。站在舞台中央,她早就超越了父辈的期待,但发现自己已经停不下来。那是一种奔跑的惯性,只能继续奔跑下去。

在工作不能填满的日子里,偶尔也会觉得孤独。有很多次,春晚结束,所有的热闹都散场,董卿一个人走回家,不知道要做什么。前段时间想去看《邪不压正》,想半天想不出有谁能陪她去看。

她曾经一个人去看了8个小时的《如梦之梦》,看4个小时,出来一个人吃顿饭,再回去看4个小时。这些人生的寂寥时刻是她在奔跑后的中场休息,和她的工作一样,她早已习惯了一个人完成一切。

“后来你会慢慢明白,任何时候都会过去的。绝望的时候,它也就是这样一段时间,就过去了。愉悦得像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它也就是一段时间,它也会过去的。到后来你会努力绝望的时候不那么绝望,高兴的时候也不要那么高兴,是你慢慢会学会的。”口述=董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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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季《朗读者》开始的时候,我焦虑得不得了,因为第一季反响太好了,盛名之下,你还能怎么去做第二季?第二季的开篇,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不光是经费的问题,很多别的困难。但我觉得还是咬牙要做。

为什么一定要克服所有的困难去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有很多人在等,很多人会问,怎么没了?可能也许是我自作多情,我就觉得在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上,或者在今天的中国电视的这个行业里边,还是应该有《朗读者》第二季的出现。它应该继续往前走,让喜欢它的人看到。

《朗读者》的意义在于是能够“见人”,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创作里面,最触动人心的就是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了,人的精神、人的品质还有人的遭遇,这个是我能够倾注我所有的心血去做的。

我对内容有一种别人不太能理解的一种狂热,比如说我们的嘉宾采访大约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意味着听打稿下来就可能是在2万字左右,甚至3万字。我要把那个2万字的稿子要反复看几遍,因为划稿子的时候已经和录制的时候隔去很长的时间了,然后你还要再回忆当时的状态,他的语速,你要进入到他的讲话的一个语境当中,要想象他好像还在你的对面,然后根据那个语境开始划稿,把2万字划成2000字。我有很强烈的完美主义,接近强迫症的边缘吧(笑),每一个字都是我一个一个划出来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会觉得不舒服。

做后期就是在机房里一宿一宿地熬,你知道电视是一帧一帧画面做出来的,那个画面永远有修改的余地,一坐十几个小时可能就坐过去了。

你问我有没有发过脾气,我记得有一次把一个导演训哭了。我们有一个嘉宾丘成桐,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数学奖的大满贯,像菲尔兹奖、克拉福德奖,这些都是所谓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他曾经是哈佛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到现在依然活跃在世界的数学领域。我觉得这样的嘉宾能够请来很不容易,来了以后,他朗读《归去来兮辞》,大屏幕上用竖版把读本打出来,跟随他的朗读,一行一行字出现,但那个字幕和朗读的速度永远对不上,一遍、两遍、三遍,那个科学家很耐心,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读。

整个结束之后,我记得我当时特别的愤怒。我就说太不专业了,怎么可以这样去浪费大家的时间,我说你知道丘成桐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没有敬畏心,我说你不配做这个节目组的导演,他的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的,因为我们耽误了他很多时间,他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也许就是人类的一大步,对吗?

当时发完脾气过后我也会有点(内疚),别人就慢慢变得有点害怕你了。我可能太以专业性为目的,这个可能会让我不经意伤害到不少原本很喜欢我的那些人。

我们最后一场录制是在今年的6月9号,录完最后一个嘉宾,时针已经指向了6月10号的凌晨2点了。大家就稍微庆祝一下,在现场开了一瓶香槟,然后切蛋糕、拍照,很多工种就散了。

最后二十几位核心导演留下来,就在舞台上,我说每个人都说几句话吧,平时都是你们在听我说,现在我也很想听你们说。到了告别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有人说着说着就哭。我们这一年多的时间,团队里有人离婚了,有人大病,有家人生病,有自己在写论文、答辩,大家都是焦头烂额的过程。

这些他们平时都不敢跟我讲,我才知道自己实在不是邻家大姐姐的那种领导风格。我也觉得很内疚,原来可能觉得这人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做得不够好。因为我不允许自己这样, 所以让他们什么都不敢跟我讲。我就觉得有点愧疚吧,毕竟团队大家也都很努力。但是我依然觉得,走完这个过程,最终的收获是他自己,不管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表扬他也好,责备他也好,成长是最重要的。

《朗读者》对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你发现你还有成长的可能。哎,你做得可以了,你已经做到顶了,我大概在好多年前就听到这个话,其实每个人依然有成长的可能,这个成长不只是在专业领域,还有很多别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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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请过一位嘉宾吴孟超,是中国著名的肝脏外科医生,他读的是张晓风的那篇《念你们的名字》,写给医学院的学生的,“你需要学习多少东西才能使自己免于无知,你要怎样自省才能在医治过千万个病人以后,使自己免于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其实任何职业都要提防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

我在2012年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所谓的“职业性的冷漠”。那段时间蛮痛苦的,就是所有交到你手上的节目,你觉得都是一样的。那时候我还远远不知道未来有《朗读者》的出现,但是我已经知道有些节目我不想再做了,不想再那样重复。

我在中央台安身立命16年,最骄傲的一点是我100%的投入,但2012年我发现我做不到了,你会觉得特别痛苦。而且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看不出来。因为你的职业表达是很容易遮盖掉一些东西的,但是慢慢久了别人会知道,而且久了你会退步的。

我决定自己按一下暂停。

我从2013年的下半年开始申请美国的学校,到2014年主持完春晚,这中间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所有的细节都在准备当中,在几个学校之间反复地选。当时晚上整宿睡不着,特别的恐惧,没有安全感。因为你已经决定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你决定了,你也不知道你的决定会带来什么。我当时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回来没有我的位置了,因为这个行业的竞争也很激烈,而且这个位置是我花了差不多将近20年,我才走到这一步,只有我知道我为了它付出了多少,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曾经在我心里,只有工作是最重要的,我可以为了它什么都不要。我不考虑结婚,也不考虑生孩子,从来没有把任何事情看得比这件事情还要重要。

当时我父母坚决反对(出国),他们的理由是你40岁了,留学是20岁时候做的事情。我说我20岁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我缺失。很多人说,你在国内学学不行嘛,你停下来,你去报个什么班,我知道那停不下来的,只要你还在北京,在国内,就会有工作给你派下来,你没法说完全彻底地停下来。

后来就去了南加州大学。我尽量地不去想在国内的事情,给自己多安排点课程。不上课的日子,就漫无目的地在学校里溜达,觉得阳光好得刺眼。

在国外读书的日子,其实就是克服那种恐惧感的过程,让自己真正地平静下来。那时我连微信都没有,只偶尔地看手机新闻报,iPad只有两个界面,一个是英汉辞典,还有一个是菜谱,因为我要自己做饭。我让自己的每一天都非常地规律,不管是在学校有人认识你还是没人认识你,都让自己觉得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不管在课堂上能提问还是不能提问,听懂了还是没有听懂,都让自己不要焦虑。

这个过程,你不能说像重生,它像在打磨你的心灵。慢慢地,真的就切换到了非工作模式,一天、两天,半年、一年,你就不会想着我要去工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你离开了一个你很爱的人,时间让你慢慢不那么想他了,不是说不爱了,也不是说遗忘了,只是不那么想了。你每天有更多的时间想别的事情。

打破平静的是哈文的一个电话。2015年春节前,她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主持春晚,我觉得不太可能,当时已经有整整一年没有化妆,没有穿高跟鞋,也根本不考虑穿哪条裙子还是哪条裤子的问题,我不在那个状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以很好的状态回到舞台上。

所以我就拒绝了,后来她又追了两个电话回来。你知道那个时候在那么遥远的地方,组织上对你这么信任,说你一年没有站在这个台上了,依然邀请你回来参加最重要的这个节目,你的心里还是会有很大的安慰和满足,觉得好像大家还很惦记你啊,于是就回来了。

那年主持春晚感觉很神奇,觉得很开心,就像是久别重逢。你发现有些东西是在你的血液里的,就像你学会骑自行车,你可能10年不骑,你还是会骑。你掌握了某种语言,可能你很久不说它,你还是会说,就是这种感觉。

我当时还有一种感觉,如果再有人来找我做节目,我一定做一些我真的想做的节目,而不再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挑战不可能》、《中国诗词大会》,还有《朗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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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持了13年春晚之后,2018年没有主持春晚,其实挺意外的。

除了意外,就是有些舍不得,好像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离开这个舞台。

有很多朋友来安慰我,大家也都是因为喜欢你嘛,就说怎么会这样,你要在调整自己的时候,还不得不拿出很多的精力去安抚别人(笑)。

那年春节是和爸妈一起过的, 我们就全家一起在家里做的年夜饭,看了春晚,然后休息,特别正常的一天。家里的气氛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不做春晚的那种心理上的波动在春节之前就已经慢慢过去了。

很多人说我去美国读书是自动的一个刹车,现在想来好像冥冥中自有安排。那个时候你已经在磨炼了,内心也在翻滚,也在煎熬,但是慢慢地,你能放下恐惧和担忧,这个恐惧是什么?说穿了,无非是你不能再站在中央的一种恐惧。你知道自己也许会走下坡路的恐惧,然后你强迫自己去做一种改变,去学习,去思考,去寻找新的方向,去为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做准备。

我现在还记得2005年是第一次主持春晚,那届郎昆是总导演,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说咱们准备准备可以进组了,一定要保密啊,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就是父母也不能说啊。我憋了两天以后,还是没忍住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说你不能对外面说哦,现在还没有公布。当时觉得非常幸福,似乎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想。那个时候也是先听到了很多传闻,说你有可能上今年的春晚噢,心里开始暗暗地希望它的发生。到了2018年,你也是听到了传闻,说可能不上今年的春晚了。多有意思啊,一切都仿佛是在轮回,发生着一些相似的场景,但是内容却大不相同。

我真的用尽全力了,春晚没有出现,心里一定会有波动的,但是我还是很庆幸我做了足够多的努力,这些努力让你在得到的时候,觉得很踏实,然后在失去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因为我已经全力以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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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是农村长大的孩子,老家条件也很苦,爷爷过世很早,奶奶又是农村妇女,家里特别贫穷。我父亲骨子里就是那种认为一定要勤奋、要刻苦才能改变命运(的人),这是他的人生信条,这种人生观深深地影响了我。他让我从小要做家务,要读书,要练习长跑,要锻炼你所有的独立生活的能力。

这种严苛的教育可能曾经伤害过我,但是现在也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我现在自己有孩子了,我还是觉得对孩子严格一些更好,但是现在因为工作的缘故,很少能照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地要交给我的父母来帮我照顾,隔代的教育就会宠溺很多,很多时候我觉得没有原则,心里就会暗暗地纠结,我想有一天要把小朋友带在我的身边,我要好好地管教他。

这种教育的弊端就是让你觉得不太自信,你必须要做的比别人好很多,你才有自信心。如果你跟别人差不多,你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经常会产生出一些不安全感。还有一个就是,你不喜欢依赖任何人,你只靠自己。所以为什么我很多时候亲力亲为,是我不喜欢去埋怨别人做得不够好,我只能自己去做。

我在工作当中是充满防备的、充满战斗性的。我以前累到一年做130多场,累到摔到尾椎骨第四节骨裂,然后瘸着拐着撑下来,累到生理期紊乱,整个脸全都是痘痘,再累都没有说(掉泪)。

确实一直很紧张,我也不知道怎么松驰。可能跟我的成长环境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是整个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一个社会。就是你突然之间明白了,你可以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你可以比自己的父辈们过得更好。而你的确也抓住了一些机会,你会变得越来越紧张,你获得的越多,你的负担也越大。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他们说你可以松弛一些,我说你们美国人是富裕时间太久了,所以都比较懒散。他们的确很放松,一周五天的工作日,一定去休假,一定周末关机。我刚去的时候被他们逼疯掉了,周末所有的房屋中介都关机,我说我要租房子,全部是留言,不会有人回复你,一定到礼拜一才回你。我想我们国内的中介是多么勤奋啊,你发什么他马上给你找房源,(笑)。

因为不想辜负这些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我会那么努力,不管交给我什么,我都能够百分之百地超出导演的想象去完成。我并没有觉得有比别人更强的地方,但是你只要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们有撰稿人给主持人写好台本,那我一定不会完全只按照这个台本说的,我会把只按照台本说看成是我的一种失职。我的记忆力非常好,一个10页纸的台本,我大概2个小时能够全背下来,但是,你就敢上台了吗?那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情。

20年前我敢,20年前我更关注的是,我怎么样把我的头发弄弄好,我要从哪儿借套更好看的衣服,我一定要比站在我边上的人要更白、更高、更瘦,那样才好。但是后来,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一天我就会觉得,这样对吗?可能是到了中央台以后,对,应该是到了中央台以后,因为你发现你准备过的一些东西得到了认可,中央台的确是个大平台,你的一点点优点会被无限放大。

我是2002年到北京的,头几年也过着跟大家一样的北漂生活,租房这些都不用再讲。那时候我在西部频道主持《魅力12》,那个频道是新的,在华东地区不落地,我爸妈在上海根本看不到。那两年觉得挺窝囊,就是你做得很辛苦,可是没有人知道你在干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坐出租车,司机说,你是那个《魅力12》的主持人吗?那个节目挺好的。后来大概做了一年多之后,有台领导在会议上说,西部频道《魅力12》那个节目做得不错,那个主持人也不错,然后3套才会关注到12套有这么一个主持人。我才知道,其实你去做了,就会有人看到,得到鼓励之后,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做,然后会形成你的一种工作的理念。

现在的危机感可能来自于,对自己能有多少超越,跟自己之间的那种较量。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季的札记,很多都是我特别喜欢的话。 “生命的意义是如此厚重,无论我们怎么样全力以赴都不为过,因为我们生而为人。”我是一个活得特别用力的人,用力不够的话我自己会觉得不过瘾,你会觉得日子似乎白过了,多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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