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白 赚钱有理

文|姚胤米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2018-09-02 10:01:57

“我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导演,这是我对自己的评价,把两者结合得那么完美,结合得那么好,我觉得可能我目前还没有这种能力。”

“肯定是张一白”

每当自己参与创作的电影上映时,张一白先生微博底部的那个红色气泡中都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数字,代表着转发、评论和私信留言的数量。但他一律不看。因为,不看也知道,都是骂人的话。

大概4年前,2014年12月初,张一白执导的电影《匆匆那年》上映,口碑平平,豆瓣打分5.3,对电影不满的人专门跑来他的微博,他每发一条,都有人在骂:“拍得真烂。”“卖情怀。”“你毁了原著。”“你不配拍电影。”他被骂得很郁闷,和朋友出去聚餐都一反常态地在饭桌上沉默,掩饰不住地低落。

两年后,到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还是一样挨骂,他索性就不看了。骂来骂去,骂的话都差不多。电影宣传期,如果需要配合发布宣传物料,他会快速打开微博,“赶紧发,发完赶紧关上”。

与张一白的第一次见面是5月21日,由他监制、刘若英执导的电影《后来的我们》已经上映3周,这次的骂声,他想躲也躲不开了。

4月28日,《后来的我们》上映的第一天,有媒体接到地方院线经理的爆料,称《后来的我们》出现大规模恶意退票,具体流程是,在预售期先购入大量电影票,创造优异的预售成绩,吸引观众入场,令影城增加排片,然后,在正式上映前再把票退掉。此次退票风波涉及影院数量接近4000家,首日退票总额在1500万到2000万之间,占当天售票额的10%。与正常状况相比,这个数字高得离谱。

消息传出的那天晚上,张一白和导演刘若英、演员田壮壮正在北京电影学院为《后来的我们》做首映日的宣传。团队接到消息时,几个人正在舞台上为田壮壮庆生,一下台,宣传总监就立刻做了传达,张一白拿过手机刷了几下,“没当做是件特别大的事儿”,便和刘若英各自上了车,返回工体附近的工作室。

回到工作室之后,消息传播得越来越凶,张一白隐约觉得事情恐怕有点严重。到了第二天,退票事件在全网“爆了”,四面八方的声音凶猛地砸过来,矛头从恶意营销指向导演,有的文章干脆在标题里带上刘若英的名字,对她的人品提出质疑。那几天,张一白一面安抚刘若英的情绪,一面忍不住在办公室发火:“妈的,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

退票风波被定义为“恶意营销”,电影局很快宣布介入调查,截至发稿,仍无定论。调查结果迟迟没有出现,张一白也拒绝谈论更多细节,“其实我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也看不懂在说什么。我坦率地讲,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这是个什么逻辑,我不知道怎么退、怎么进,我到现在,说句老实的,都是似是而非的。”

张一白的一位前同事并不相信他的说辞。之前一起共事时,他就看不惯张一白“搞那一套”,消息出来后,他说,几个老同事在群里聊起,大家猜测这事儿是谁的主意,有人说:“肯定是张一白呗。”

即便没有直接证据,但还是有人第一时间将矛头指向张一白,这与张一白近些年在电影圈的身份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在电影营销上的连续成功,张一白被贴上了“最具商业眼光和商业价值导演”以及“产品经理”的标签,甚至被称为“中国青春片教父”。由他导演和参与营销的几部电影都取得了很好的票房回报:《将爱情进行到底》成本3000万,票房1.96亿;《匆匆那年》成本不到4000万,票房5.8亿;《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成本1亿多,票房8.6亿。这也让张一白的名字被投资方视为一种“市场保障”。近5年内,大多数国产爱情片都会和张一白“沾点关系”。要么是项目开发方、导演直接找张一白给片子当监制,仅2015年一年,他就监制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微微一笑很倾城》和《原来你还在这里》3部电影。而像《喜欢你》、《闪光少女》等张一白并不直接参与的片子,在上映前,营销和宣传团队也会专门到工作室拜访,向他咨询意见,《喜欢你》宣传期那支主打美食与爱的预告片,就是张一白的创意。

甚至在最垂直的电影营销行业,《人物》采访到的几位从业者也都把张一白当做“老师”和“师父”。参与了电影《失恋33天》全程宣传营销的北京影行天下文化传播公司创始人兼CEO安玉刚说,他真正对营销有了系统性认知就是和张一白的合作。

营销大师

“肯定是张一白。”类似的推测还出现在了另一个情境中。

电影《后来的我们》的结尾,陈奕迅演唱的主题歌响起时,一个个素人举着写给前任的话出现在画面中,自媒体“反派影评”曾在一期节目中猜测:这招,八成是张一白出的主意。

这也是安玉刚当年首次和张一白合作时,印象最深刻的一招。当时为电影版《将爱情进行到底》宣传,张一白策划了一个“三行情书”的活动,拍摄了大量普通人的视频,剪成一条短片播出,在发布会上评奖,明星主演还和观众互动。电影营销的终极目的是让观众掏钱买票,因此,营销的本质就是以各种办法勾起观众的购买欲,而张一白采取的这种方式让并非电影主角的路人共鸣感飙升,这也是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的一个概念——情感的力量。

后来,安玉刚和当时的搭档张文伯为小成本爱情片《失恋33天》策划营销方案时,也用了同样的方法:在全国票仓城市采访了300多人,拍摄了10多部《失恋物语》微视频,投放在各大社交平台和视频网站上,用普通人讲述的个人失恋经历引发了更多人的共鸣,最终,这种共鸣被转化成了电影票房。

在做《匆匆那年》时,还是同样的方式,根据张一白制定的营销策略,发行方光线的团队专门做了一支“病毒视频”,内容是让普通人在黑板上写下对身边的同学、朋友、父母以及爱人想说的话,视频推出后,反响依旧很好。

2015年,《匆匆那年》在首届中国电影营销大典上获得了最佳营销影片奖,相关报道中记载的获奖理由是:在社会化媒体营销中准确地抓住了互动爆发点。

曾与张一白合作过电影《匆匆那年》、《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曹晓北,如今已经是光线影业子公司青春光线的总裁。在与张一白的共事中,她学会的很关键的一点是:爱情片在宣传的每个小周期里,都要有一个不同的情感侧重点,配合着路演营销、音乐营销,“用一切的手段把这一阶段的主题完全打透,也就是说,把一个情绪做到极致。”

对于张一白而言,“把一个情绪做到极致”除了使用普通人的影像素材,还有屡试不爽的另一招—邀请人气口碑俱佳的歌手演唱主题曲,并在电影上映之前推出,让歌先火起来,制造关注。

《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电影还没上映,由王菲和陈奕迅演唱的主题曲《因为爱情》就率先火了,成功地制造了一波热度。此后,《匆匆那年》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先后如法炮制,分别由王菲和林宥嘉演唱的主题曲也都先于电影引发关注。在歌曲《匆匆那年》网易云音乐的评论页面,一位网友如此评价道:“现在国内凡主打青春的电影上映前都要找大牌来上一首,让你有‘看来电影也会不错’的感觉,只是,出了电影院后的感觉往往都是‘原来整部电影最美的就是那首主题歌’。”

尽管已经有观众摸到了套路,但直到今年,张一白的这招依然奏效。

电影《后来的我们》上映前一个月,田馥甄演唱的电影插曲《爱了很久的朋友》首播,之后的两天,电影的“猫眼想看指数”出现了几何级的直升。此后,随着导演刘若英在路演时率领现场观众大合唱《后来》的各种画面频繁出现在社交网络,电影上映前4天,在猫眼页面点了“想看”的观众数量突破82万,破了“猫眼想看指数”的纪录。此时,张一白口中的“情感的力量”已经在电影团队内部更新为了——情感的奇迹。

也许是看到了张一白利用营销为电影带来的商业层面的成功,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影从业者开始意识到营销对一部电影的作用。学界和业界甚至还曾出现过这样的言论:宣传投入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电影票房的收入。

第三方调查机构艺恩咨询的数据显示,2015年票房过5000万的电影共有67部,其中48部由第三方电影营销公司进行营销。有些电影的营销费用甚至超过了制作费。以《小时代》为例,据调查,《小时代》上下两部的制片费用为5000万,营销发行费用则为6000万。影评人“木易movie”认为,“营销不一定带来好票房,但好票房一定离不开营销。”

导演宁浩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种改变。他刚入行时,圈子里还没太多人有市场意识。“那时候好像也不是很提这个概念,谁要是提这个词好像还挺丢脸的。咱不是导演么?谈什么钱啊。后来发生的变化就特别特别多。”现在,他会在电影上映前跟着团队过一遍大方向的营销方案,有时也会去听听张一白的想法。

失落的野心

但是,比起张一白能够利用营销让观众觉得电影不可错过而掏钱买票的能力,他身为导演在电影中表现出的创作能力,明显地落于下风。

在张一白开启营销模式后,他担任导演的电影中,豆瓣评分最高的是2011年的电影版《将爱情进行到底》,超过18万人为这部电影打出了6.6分。热门短评中,一位打出最高五星的观众写道:“就算电影版是用来骗钱的,也要去看被骗的青春,去看不可能再回来的青春。”

而此后,由张一白导演的电影再也没有一部能够达到及格线。2014年上映的《匆匆那年》豆瓣评分5.3分,只超过了10%的爱情片,这是超过15万观众给出的评价。2016年,张一白执导、张嘉佳监制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重复了同样的命运:8.14亿票房,对应着近18万人在豆瓣给出5.2分。

和低得分一同出现的还有感觉自己被骗了的观众,他们将张一白称为“中老年导演界的郭敬明”,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豆瓣影评区写道:“拜托快点路过别让我看见。”

电影圈中,也有老一辈导演公开表达了对张一白的不屑,称他为“产品经理导演”。这个标签也代表着行业内对张一白评价的两极——作为产品经理,他是成功的;而作为电影导演,按照传统的以影片水准论英雄的标准,他无疑是失败的。

张一白本人并不认同这个评价。“做商业片你不以票房为标准,还以什么为标准呢?在我看来,真的各自选择就各自得有个标准。我花了一个亿拍的片子,票房只有两个亿、三个亿我都觉得是失败,你得上八亿、十亿才算成功。现在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好像你选择了艺术片,道德上就有优越感,你进了一个那种趋之若鹜的小电影节,就觉得你特牛逼了,可以藐视群雄了,这么聊的话没法聊。”

只是,2010年之前的张一白,认同的也是那套在如今的他看来“没法聊”的标准。

《开往春天的地铁》是张一白的导演处女作,讲的是一对在北京打工的外地情侣的故事。这部电影的摄影师赵小丁告诉《人物》,在这部当年被称为商业片的电影中,张一白保留了很多艺术的元素。“男女主角突然对着镜头的独白,造成了强烈的间离感,这在形式上是‘很反故事’的。”他说。在画面的美学呈现上,张一白也运用了一些手段,比如,男主角耿乐在地铁站里走着走着,突然变成了慢动作,躺在浴缸里,镜头缓缓推进,下一秒浴缸里的人不见了。时隔多年,这位与张艺谋导演合作过多次的摄影师仍对那个画面印象很深。

影评自媒体“桃桃淘电影”的创始人桃桃林林也对这部片子有很深的印象,“一看就是一个偏新的导演想要去在电影里做一些事,你能看到他试着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他不想当一个很普通作品的导演。”

但在那个第六代导演刚刚“冒头儿”的时代,主流审美倾向于底层和边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贾樟柯的《小武》,因此,《开往春天的地铁》被评价为太小资了。他还记得一位导演朋友看完片子,含着眼泪把他拉到了一边,说:“晓陵啊(张一白原名张晓陵),你为什么不把你内心的苦难给他拍出来啊,不能这么堕落下去啊。”

张一白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野心。他的第二部电影《好奇害死猫》在外壳上还是一个感情故事,有悬疑成分,也有社会阶层矛盾,带着“黑色电影”的味道。到了第三部电影《秘岸》,题材更加现实主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迅曾就此评价,“他拍《好奇害死猫》、《秘岸》时的确很有艺术野心,不仅技巧,还有表达、对社会议题的野心。”

2008年,拍摄《秘岸》时,张一白特地找了香港的公司投资,请了帮贾樟柯做过《站台》、《三峡好人》的剪辑师孔劲蕾剪片,奔着拿奖使劲,“企图在艺术和商业上做一个通吃”,但结果都没能如他所愿,既没拿到奖,最终的票房也只有惨淡的160万。公映时,发行方只是简单地复制了十几份拷贝,选了几个城市放映,具体在哪里放、什么时候放,作为导演的张一白全不知情。

接连几部电影平庸的票房表现,令那时的媒体将张一白形容为:一个不卖座的导演。张一白挺憋气,他尤其记得一位发行人曾粗暴地告诉他:你这种类型的片子,从来没有过千万的票房,不可能发好。“他妈的,我当时就觉得很拧巴。我说他妈的,你们发行的为什么永远告诉我这个电影你发不好,你这个东西只能发几百万,然后告诉你,你就别希望比以前的更好。”张一白的情绪激动起来,“无耻地践踏着你的尊严,践踏着创作者的劳动,这事让我他妈的很拧巴,很沮丧。”

“所以《秘岸》完了之后,我就不想干了。”张一白说,“你就觉得所有的命运,你花的那么多的努力,你请的那么多的人,到了最后的阶段,你就像个傻逼一样,你所有的劳动根本没有任何重视,不止我自己,所有的工作人员,所有的努力都没有得到尊重。”

他决定自己蹚出一条路——学习做监制,以及拍那种所有人都看得懂的电影,并且让这些电影赚到钱。

他找到了刚自己开公司的徐静蕾,拍职场女性小说《杜拉拉升职记》。一开始,穷得连办公室都没有,组里的执行制片人有个饭馆,下午不营业,张一白就每天把人约到饭馆,当临时办公室,谈到六七点直接吃饭,吃完饭继续谈。

当时市场普遍不太看好这个题材,为了让片子安全点,张一白开始尝试广告植入。他带着徐静蕾到上海和投资方谈,在会议室里给人家算账:我票房多少多少,你就能平本。最终结果是整部电影植入做得特别狠,一个广告套着一个广告,有观众计算,全片植入的品牌数量大约有二三十个。“好多人觉得植入就是钱都到我手里来了,其实我只是要找投资,让投资人觉得把钱拿出来是安全的。说实在话,也不是说我就那么利欲熏心,我要挣很多的钱,我一定要把这个钱都拿到手。”张一白说。

那几年,张一白渴望顺利,每天都按照星座的幸运色穿衣服,去朝阳公园跑步,会打开计步软件,一定要跑6.68km,理由是:这个数字吉利。

2011年,张一白特地到长江商学院进修,和一帮不同行业的管理者读EMBA课程。他入职了小马奔腾影视公司做高管,负责项目和营销业务。也正是在这一年,张一白翻拍了自己的电视剧导演处女作《将爱情进行到底》,尽管有观众认为“毁原作”,但1.96亿的票房收入终于让张一白变成了一位能赚钱的导演。

三年后,《匆匆那年》上映,当年在《开往春天的地铁》中看出了张一白不甘平庸的桃桃林林在豆瓣写下了这样的短评:“这部关于回忆的电影仅剩了些许年代符号的拼贴,何况,这些符号出现的机会甚至还没有广告多。这是一部对电影缺乏基本尊重的圈钱片。”

观众的快感

编剧霍昕至今还记得张一白第一次做导演时的样子,那是1998年,拍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

霍昕和张一白的大学同学刁亦男一起去上海探班,到了晚上,组里一帮年轻人总惦记着出去玩,张一白很担心这会影响演员第二天的状态,那时候剧组都住在宾馆的一层,张一白就住在电梯口的第一个房间,“永远开着门,看谁出去他就会阻止别人,我们就要趁他去洗手间或者干什么的,偷偷地越过他的封锁线,才能跑出去。”

过了几天,剧组在上海戏剧学院拍杨峥和文慧偷偷翻大门的戏,霍昕和刁亦男在咖啡馆里坐着,张一白突然冲进来,以不要破坏剧组氛围为由,“把我们俩给轰走了”。霍昕说,“他恨不得所有人都得是那种全身心扑在这个戏里面。”

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播出后,迅速成为了那个时代年轻人心中的经典。张一白也通过这部作品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敏锐的情感捕手,善于捕捉和处理细腻的情感。在此后的电影创作中,这种能力并没能支撑起张一白的艺术野心,但却在他决心追逐商业野心时,转化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敏感——就像在营销时总能找到方法最大程度地吊起观众的胃口一样,张一白的电影无论在口碑上引发怎样的争论,也总能找到观众的快感区形成打动,即便这种打动只有一两个片段甚至某个瞬间。

2016年,张一白以监制身份找朋友赵天宇导演电影《微微一笑很倾城》。原著是个大IP,典型的青春小说,男女主角人设接近完美,男孩不到大四就把企业做得很成功,女孩成绩好身材好长得还无比漂亮。赵天宇觉得,实际生活里这样两个人是不存在的。“我比较坚持他们还是男孩和女孩,在社会上是会失败的。”赵天宇坚持在剧本上做一个改动,让男主受挫,在社会上被骗。张一白尊重他的意愿,但在改编的比例上,张一白也在坚持,他告诉赵天宇:这个故事不是靠接地气成功的,是靠梦幻感成功的,在这里面,落地就没有那么重要,“你要想,怎么把它转换成观众的快感。”

“这个过程里面我看到了他对IP、对商业的尊重。”赵天宇说。

与刘若英合作《后来的我们》时,作为监制,张一白唯一明确坚持的是,把田壮壮读信的那场戏放在全片的结尾,当时大家争论很久,主流意见是:一部爱情片,结尾是男孩的父亲给早已分手的女孩写了一封家长里短的信,这太奇怪了。但最终张一白和刘若英顶着压力做了这个决定,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片段足够煽情,“它是足够动人的。电影结尾最后的30分钟确实是大家记忆得最深的,它决定了电影出去的影响力和口碑。”张一白解释道。

后来,这段戏被剪成了这部电影的第一支预告片,刚剪出来时,张一白拿给朋友看,那位如今在某知名影视公司负责宣传的男士“看得呜呜哭”。电影上映后,这一幕也成了全片收到好评最多的一场戏。

认可张一白的人会将他的这种能力看做是一种风格。“他一定会在一个时间点让你哭。”曹晓北说,“这么说好像也不太好,但我是觉得(这说明他和)观众观影的节奏特别match,张一白的电影经常能带着观众走,这个就是张一白导演的一个风格。”

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种情感的使用就是在“贩卖情怀”,这被看做是一种不真诚的套路,也是张一白被指责最多的理由之一。

“我是导演出身,也学过编剧,理解力比别人强一点,我知道这些地方是可以拿出来说的,我不是像纯粹从宣传出身的,他使劲用明星,我还有一定的文学修养,我知道有些内容是可以拿来用的,依附于电影最本质的东西来做。”张一白说。“我觉得是该煽情的、该抒情时候你就要抓住情绪点,你在这一点被打动了,你也得让大家感受到我的这种被打动。当然了,还有一种处理方法,明明能够被感动了,表现出特冷漠,让大家都很冷漠,那是更高级的处理方法。”

只不过,他现在更看重的是:电影要让只看一次的观众看懂。为了做到这一点,编剧们前期要在网上大量搜集素材,一些情节的选取上会开会讨论,如果大部分人都觉得感人,就加在剧本里,尽管有时张一白自己并不被打动。此外,技术上要合理运用镜头语言,镜头停留的长度、景别的选择、移镜的节奏等,都会影响观众对这个情节的理解和领悟。表达要直白,不要克制,该强调和突出的情绪要强调和突出。要让观众尽可能地找到情感共鸣。

一位接受《人物》采访的导演将张一白定位为——市场型导演,拍的是市场电影,“市场电影和商业电影、类型电影不一样,市场电影就是卖钱的电影,张一白比较擅长制造这种影片。”

在张一白身上,你看不出所谓的艺术导演向商业妥协的委屈。“你想让自己的表达被更多观众接受,就不会觉得这件事委屈,不委屈,我觉得很好,真的。我没觉得我好像牺牲了。”

如今,在电影这件事上,他就是一个十足的产品经理,为产品定制观众买账的功能,并能以诱人的方式将它卖个好价钱。“有的人被感动,有的人被打动,其实OK了。”张一白说。“电影它作为一个一次过的艺术,其实不是拿来反复把玩的东西,你不能想象我的电影是永恒经典,被人反复观看。”

现在的张一白常常会进行这样的“自我贬低”,这种认命般的示弱更像是他的一种自我保护,让自己免受和“烂片”有关的各路攻击。因此,类似的表达还有另一句:“我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导演,这是我对自己的评价,把两者结合得那么完美,结合得那么好,我觉得可能我还目前没有这种能力。”

小镇青年

尽管已经勇于承认才华不够,但对于自己的电影被批为“烂片”,张一白心里还是不服气的。

《匆匆那年》是张一白最近几年的作品里自己最喜欢的一部,“说实话,五点几分我有点不服,但是你们要这么认为,你有你的理由,是吧,我觉得咱们价值观、审美观、评价体系不一样,我跟你们豆瓣文艺青年不是一伙的。”

这并非是张一白的一句气话,而是目前中国电影市场的现实—世界正在下沉,中国电影票房的主要贡献者既不来自文艺青年扎堆的豆瓣,也不来自观影品位相对较高的一线城市,“小镇青年”已经成为了中国院线绝对的观影主力。

所谓小镇,指的是中国三到六线(县城)的城市;而青年则是指15到24岁的人群。根据大数据平台艺恩咨询的数据报告,过去五年,一二线城市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的份额逐年下降,三四五线城市则不断增加,且复合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小镇青年迅速崛起,扛起中国电影票房大旗的同时,也制造了在张一白参与的电影反复制造的现象—豆瓣口碑不佳,甚至被骂得狗血淋头,但却可以卖得盆满钵满。

2017年,豆瓣评分最高的华语电影《嘉年华》的票房只有2200万,第二名《相爱相亲》1824万,第三名《不成问题的问题》777万。

而对照2017年中国电影票房top20名单,排名第四的《功夫瑜伽》总票房17.5亿,豆瓣评分仅为5.0;《西游·伏妖篇》排名第五,总票房16.6亿,豆瓣评分5.5;第六名的《变形金刚5》则只有4.8分。春节档由王宝强执导的电影《大闹天竺》卖了7.6亿,豆瓣评分3.7,王宝强因此被评为第九届中国电影金扫帚奖最令人失望导演。在领奖当天,王宝强说,自己欠观众一声对不起。

一位电影制片集团的从业者告诉《人物》,“大众对于一部电影的容忍度真的比豆瓣上的用户高。有些观众真的是无所谓的,而且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补全(破碎的剧情),他们真的就是,在某个节点,给他一首歌,三五分钟的时间,就能足以包容整个电影。”

有媒体在研究了一系列小镇青年观影行为的数据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他们通常学历不高,有近五分之一是工人或服务人员,电影对于他们而言,就是消磨时间的娱乐产品。因此,他们倾向于要国产不要外国、要刺激不要克制、要大明星不要小文艺。他们不会在意也不懂镜头语言、更不会苛刻地考量剧本编写的高下,要的只是感官或情绪层面的刺激—而这也正是张一白屡屡在自己的电影中准确找到并给出的“快感”。

对于电影市场大环境的变化,学者戴锦华也曾做过如下论述:如今,让艺术电影成为主流样式的历史空间已经不存在了,它只能作为另类的、体现差异性的、代表小小众的样式存在,而资本规模大到那个程度,必然会要求靠近主流市场和主流观众。

作为一位业绩出众的产品经理,张一白自然非常了解大多数的需求。

筹备《后来的我们》期间,刘若英的“师父”张艾嘉导演的《相爱相亲》正在院线上映,看过试片的刘若英认为票房不会差,“我觉得这么好看,而且期待也没有很高,我只是说5000万就好了,他就跟我说,有点难。”张一白给刘若英分析的大意是说:现在人要不要看这部电影最主要的理由是,这件事和我到底有多大的关系。“他说,《相爱相亲》里面的东西我们很感动,但是它和我们有没有很大的关系?好像没有。所以他再和我分析,为什么有些电影我不能理解它为什么会卖得这么好的时候,我就会崇拜地看着他。”刘若英说。

因此,在如今的电影行业从业者眼中,小镇青年们聚集的猫眼和淘票票会被看做是更接近大众的“市场指标”。记者在提及某部影片时说到“豆瓣打分不及格”,对方会立即回应:猫眼和淘票票的分数很高。事实也是如此,豆瓣打分5.2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在淘票票上的分数为8.7。由此可见,观影经验更足、艺术鉴赏水平更高的观众正在被院线电影抛弃。

同样被抛弃的还有那个曾经在艺术上抱有鸿鹄之志、不甘平庸却始终没能成功的电影导演——张一白。

他年轻时的理想是做学问。读中专时,不听课,按照大学中文系的书目读,读完了图书馆里大部分书;毕业时,他自己背了个包,沿着乌江,走沈从文写过的地方,收集民俗民歌;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煤矿中学当老师,“他妈的,我委屈啊!”内心焦虑、压抑的出口是阅读和音乐。他在宿舍里打了一个大书柜,进城时总是背回来一大堆磁带,古典音乐、贝多芬、德沃夏克。

1985年,张一白从报纸上看到中戏在重庆招生的消息,叫父亲托人开了个假介绍信,获得了报考资格,他比同级的人大了四五岁,初试过了之后,两三个月里拼命往回捡知识,最后文化成绩还是差了两三分,但专业成绩却是当年的全国第一,最终被特招进了中戏。

80年代末的中央戏剧学院,文艺氛围浓厚,空气里都飘着理想主义的味道。戏剧文学专业的张一白、刁亦男、蔡尚君和导演系的孟京辉组了一个“鸿鹄帮”,搞先锋戏剧实验,海报贴进告示栏。“鸿鹄帮”在中戏最著名的事件是他们做了一个戏剧季,风风火火,直到今天仍是中戏的一个传奇。

1987年,张一白帮一位导演改剧本,当枪手。电影开拍没多久,父亲病危,张一白赶回老家。晚上在医院陪床,父亲问:“你写那剧本拍了没有啊?”张一白说:“在拍。”

“十几天之后,他就去世了,所以我现在经常想起来,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唯一知道他儿子的作品,就是我当枪手写的电影,他不知道我后来拍了那么多电影。”

父亲去世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开始出现问题,张一白只好把学术理想放到一边,出去找兼职,给人家写文案、拍广告赚钱,“拍着拍着,就把自己拍成了导演”。

在如今的张一白身上,过往似乎只留下了两处痕迹。一处是乡音,在北京20多年,他说话依旧带着重庆口音,喜欢开玩笑,粗话不离口。读书时,蔡尚君就发现张一白很会和人打交道,“在任何场合和任何人都能混”。另一处则是,他依然保留着很好的阅读习惯。和朋友出国旅行,他曾经把法国一个旧书摊上的绝版书几乎全部买了下来。公司里实习生论文写不出来,他直接开了一套书目,叫对方系统地读。

第二次采访张一白时,正好遇到书商拉着小车过来送书,新书和碟片装了满满的几箱,张一白一边挑着,一边对《人物》记者说:“改天邀请你去我家,我家里的书比这儿的多。”说完,他又补了一句:“妈的,回头你看了八成会想,你看那么多有品位的书,结果拍的都是烂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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