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的遗产

文|李婷婷 编辑|刘斌 摄影|尹夕远   2018-09-02 10:01:55

2008年奥运会无疑是北京这座拥有3000年历史的古老城市的新世纪成人礼。时隔10年,奥运带来的改变并没有因为只有16天的赛事结束而结束,它们作为奥运会留给北京的遗产,继续影响着这座城市的未来。

鸟巢

鸟巢从不缺合影者。

绕着这个占地20.4公顷、建筑面积25.8万平方米、最高处达69米的庞然大物走上半小时,《人物》记者就被拦下2次,分别蹲下为一对母子和一个五口家庭拍了他们和鸟巢的大合照。

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了10年。在一本2016年版的北京旅游指南里,鸟巢被定义为“新北京的第一个标志牌”,它也成为北京奥运会最为人熟知的有形遗产。在北京当了10年导游的张媛说,“鸟巢在旅游团规划的行程里,就是一定要去的地方。”

和北京大多知名景点的遭遇相似,外地游客来鸟巢最需要一张完美的照片。但鸟巢太大了,手机很难拍到全景,帮游客和鸟巢合影成了此地导游的重要谋生手段。每天下午五六点是招揽生意的最好时段。在广场上,举着小旗子、挂着单反相机的导游们领着一队队游客聚到鸟巢前,“举起双手,来个捧元宝(一种双手捧着鸟巢的姿势)!”导游大喊一声,咔嚓一下,20元一张。

在张媛接待过的游客里,七成是来自小城市的老年人,其余三成主要是外国游客。她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国内游客最关心的是“建鸟巢花了多少钱”,听到“35个亿”时他们会咂舌,而外国游客更感兴趣的是“鸟巢用的什么钢材”—他们更关注建筑本身。

鸟巢的设计者是瑞士人雅克·赫尔佐格,他对鸟巢曾充满浪漫想象:在奥运会结束后,鸟巢可以成为一个“能够攀登的公共雕塑”,“人们能上上下下,约会,跳舞,做那些在西方城市不可能做的幻想之事”;在鸟巢的看台和钢结构外表面之间的巨大空隙里,人们还可以跳广场舞、唱戏、练拳、相亲。

现实并非如此。北京奥运会结束后,鸟巢有偿开放,游客至少需要花50元才能进到体育场内参观。导游张媛并不推荐游客买票进场,“去里面就只是看一眼,在某一个座位上坐一下,也不让走到跑道上,没什么意思。”但在鸟巢最初开放的4个月内,300万人次的游客涌入鸟巢,日均客流量一度超过了故宫和长城,光门票就收入了1.5亿元,创造了1945年以来历届奥运主场馆最好的经营业绩。

随着奥运热度散去,到2013年,鸟巢的游客量锐减到140万人次,大型活动、商业开发成了鸟巢的主要收入来源。

“鸟巢就是中国最好、最大的体育场,对艺人来说到鸟巢开演唱会相当于完成一次登基。”筹办过汪峰、陈奕迅鸟巢演唱会的演出公司经理白建堃总结,“能在鸟巢办演唱会的艺人真不多。”对艺人来说,在鸟巢办演唱会考验重重:过程繁琐,至少要提前一年申请,还需要很多部门共同协调;成本高昂,鸟巢的场地租赁费基准是1天300万元,还需要支付包括安保费在内的各种费用;场地内座椅多,卖票压力很大,演唱会虽然只用三面台,有效座位数也有四五万,“要是没坐满被媒体拍到会很难看。”

鸟巢像一个复杂的容器。除了体育赛事、国家会议、演唱会外,这里还举办过罗永浩手机的新品发布会、2022年冬奥会形象大使李妮娜的婚礼,2008年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还在鸟巢里开了校运动会。

奥运结束后,鸟巢由中信联合体运营,但由于亏损他们在2009年就放弃了30年的特许经营权,随后被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接手。这些年来的多元运营让鸟巢实现年均营业收入约2亿元,但这只能让鸟巢达到基本的收支平衡。

鸟巢运营方负责人李爱庆曾告诉媒体,这座巨型钢铁建筑注定了维护成本高昂,“一年什么都不干,只要一开门,就要小1个亿,水电气热、维护,加上固定资产折旧等费用,一年的支出就要1.9亿多元。”

鸟巢在设计时原本有一个可闭合的顶盖,有了顶盖,鸟巢在寒冷的秋冬季也可以举办活动,但在建造过程中被指责造价太高,钢铁材质的顶盖有可能出安全事故,在巨大争议声中,这个顶盖在2004年被取消了。

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一直是奥运会举办城市最头疼的问题,尤其是鸟巢这样的巨型场馆。不少奥运城市主场馆运营的好坏都跟当地职业体育的发展程度相关,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主场馆伦敦碗就是由英超俱乐部西汉姆联队接管,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主场馆则被改建成一个职业棒球场,成了亚特兰大勇士队的主场。

“所有场馆的赛后利用在我们国家短期内都没法进行,你也不可能说几十亿造的场馆让大妈跳舞去了,那根本不叫利用。竞技场就是竞技场,它不是歌舞场。”前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主任、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部部长马继龙告诉《人物》记者,“职业体育一年365天,200多天都在利用,这就足矣了,我们国家现在根本没有(这个条件)。”

洼里乡

2003年12月24日正式奠基之前,鸟巢还只是面积15.7平方公里的洼里乡南边的一小块地。

这个有500多年历史的村庄地势低洼,因大米和油鸡久负盛名。直到1992年,北京为了申办2000年悉尼奥运会,在当时的申奥报告里把一部分奥运场馆规划在了洼里乡。洼里自此不再种水稻,改植树,一共栽了50多万棵。

本世纪初,这个村庄只有低矮的平房,四合院一样的房子里多的有十几个房间,80%的村民靠出租房间维生,一个房间月租少则百八十块,多则500块,一个月能挣五六千。

“什么都不用干,光靠这个租金,扣掉吃喝拉撒,手里还能剩点。”40多岁的洼里人张雪梅口齿伶俐,回忆起当年的事,她的情绪总是高涨着,“那会儿老想上北辰购物中心买东西,还打车去呢。”

北辰购物中心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产物,是当年北京北部地区最大、最受欢迎的百货商场,2002年销售收入在北京百货商场里排名第二。张雪梅说,“洼里人有钱啊,都养着北辰。”

洼里人的生活在2001年7月13日晚上10点10分之后起了变化。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申奥成功时,71岁老人那忠可能是村子里最为激动的一个,他当晚没睡着,第二天早上就叫来5个子女,让他们赶快搬家给奥运场馆腾地儿。

2002年9月14日,那忠搬到了昌平一户农家院里,成了申奥成功后洼里乡第一个搬出去的村民。他离开了这片祖上17代人都生活过的土地,但每天只要没事,他就倒3趟公交回到22公里外的洼里乡转转—他想亲眼见证洼里乡从平房变成宏伟建筑。

在民族荣誉面前,搬迁一下变得高效起来。“从上我们家量房到我们家搬走,不到2周,特别快。”张雪梅讲话时眉眼挑动,语气轻快,“什么都没想,百年奥运嘛,特兴奋。在我家建奥运场馆,就有点憧憬啊。”张雪梅的丈夫负责量房,总有村民急不可耐地跑来问,“什么时候上我们家量去啊?”

那是一个全民为奥运的时代,所有的牺牲都带着光环。拆迁费按房屋面积算,一平方米只有两三千块,但可以提供奥运建设工程里的工作岗位,张雪梅说,“那会儿就想着国家给安置,能有个正经工作,挺好的。”

截止到2003年9月,洼里乡一共拆除了3974户的房屋,关闭了148家企业,迁移了23000人。村民们搬到了更北边的北苑家园、龙祥小区、天通苑、望都、王府温馨公寓、八仙新村等13个社区和昌平小汤山一带。2004年4月,洼里乡改名为奥运村,在行政区划上,洼里乡从此消失。

没有数据证明洼里乡的村民们曾为北辰购物中心贡献了多少营业额,但2005年所有洼里人都搬走之后,北辰购物中心的营业额开始下滑,到2016年营业额已经不足10年前的六分之一。今年1月8日,北辰购物中心停业了。

虽然搬走了,很多洼里人的生活仍然和奥运有关联。

2004年,那忠成了雅典奥运会中国区的火炬手,74岁高龄的他要跑400米,为此他在家举着酒瓶练习。几个月后,那忠来不及看到奥运会场馆在洼里乡落成就去世了。2008年,那忠的儿子那和利成了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手,替父亲完成了遗愿。

杨德禄是少有的没把拆迁款用于买房的洼里乡村民。他承租了洼里乡正北边的昌平小汤山600亩土地,这里上风上水,自然环境和洼里乡近似。杨德禄在这儿盖了农家乐,还建了洼里博物馆,馆内展示了洼里乡500年的历史。四散到各处的洼里乡村民常常会到这儿来聚聚,他们一般先到洼里博物馆遛个弯,再到大食堂一块吃饭,边吃边聊。

张雪梅用拆迁款在天通苑买了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还剩下几万块钱。2004年,她开始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上班,全乡有2400多人和她一样被安置进森林公园的各个部门里。但领到第一个月的500块钱工资时,张雪梅一下崩溃了,以前靠租房每月收入五六千,“现在生活水平呱叽一下子到了解放前,每个月精打细算抠着都不够用,余下的生活靠拆迁款维持,要是生场大病就揭不开锅了。”

她和丈夫算着养大一个孩子需要50万,他们却攒不出这个钱,两人只是叹气,“洼里人为奥运贡献太大了!”

中轴线

洼里乡并非北京奥运会主场馆的唯一候选地。当时和洼里乡一起竞争的还有东南四环、亦庄这两个在北京南边的区域。

结果定在了位于北边的洼里乡。长期研究北京城市历史的作家王彬认为,“这自然是考虑到它就在亚运村的西北,这里的市政设施和道路情况相对成熟。”

当年亚运会选址时,北京的东西南北边各有一块预留用地,因为交通、用地面积上的优势,北部预留地被确定为最终方案。亚运会如同北京北部地区开发的奠基典礼,附近的房价在2年内从平均每平方米不到1600元涨到了4000元以上,从城市边缘地区一跃成为重要商圈。

两次重要的运动会选址都定在了北京北部。参与了2001年北京申奥选址工作的中国城市规划院总工程师杨保军曾告诉媒体,“城市北部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结构的均衡被打破,北重南轻一发而不可收。”

从北京城的布局上看,亚运会和奥运会的主场馆都位于中轴线的北部延伸线上。中轴线从元朝就存在,当时它长达7.8公里,南北纵向,划分东西,北京城上百年的发展都是围绕这条中轴线展开。当年亚运会最终选址方案的唯一障碍是要穿过一所军队大院,为了不让中轴线的北部延长线“打上死扣”,这所军队大院被一分为二。

北京3000多年历史里有三个里程碑式的城市建设阶段,前两个里程碑分别出现在明朝建都和新中国成立时,第三个里程碑则是中轴线向北延伸和奥林匹克公园的建设。

中轴线的北部延伸线贯穿了整个奥林匹克公园。公园分三个区,北区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中心区是奥运场馆聚集区,南区是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奥林匹克公园的设计方Sasaki公司认为,奥林匹克公园的规划给北中轴的延伸线一个了结、一个答案。但“轴线的持久力度、大胆和简洁远远超越了建筑本身”,公园里没有任何建筑建在这条中轴线上,鸟巢和水立方也分立在中轴线两边。奥林匹克公园里最特别的存在是北顶娘娘庙。这座明朝建成的庙宇和中轴线北部延长线靠得很近,位于水立方的南侧、鸟巢的西侧。在原先的规划方案里,水立方的位置和北顶娘娘庙正好重合,为了不拆庙,水立方主动向北移了100米。洼里村民流传着一个无从考证的说法,庙原本要拆,但刚拆了庙门就刮起了龙卷风,施工人员还受伤了,从此没人敢动这个庙。

在如今的奥林匹克公园地图上,北顶娘娘庙和鸟巢、水立方一样被显著地标记了出来。不过直到今年,北顶娘娘庙才正式对外开放,很快就成了公园里一处客流量较大的景点。庙里香火不断,讲解员会事先叮嘱游客,进庙要先迈右脚,如果顺时针绕着进门左手边的那棵古树走三圈,可以求子保平安。

整个奥林匹克公园中客流量最大的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以下简称“奥森公园”)。这座离北京市民最近的森林公园占地面积680公顷,相当于10个北海公园,比颐和园与圆明园的面积之和还大。公园被280多种植物包围,植物覆盖率高达95.61%,这里一年可以产氧5400吨,吸收二氧化硫32吨,滞尘4905吨,是北京的“绿肺”。

奥运会举办期间,奥森公园是奥运会选手们的后花园,不对外开放,后奥运时代则成了跟市民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奥运遗产。图为奥森公园

图为水立方附近居民王军(化名)是奥森公园的常客,从一开园他每周都会来跑步。“来这儿跑过步以后我就不想去别处了。” 王军钟意这里的运动气氛,“只有锻炼的人进去,别的人也不爱进去。把包搁那儿根本没人拿,安全,踏实。”

一条长达10公里的塑胶跑道在2013年建成后,奥森公园有了微妙的变化。“一下变得专业化、高大上了,”王军说,他经常在这里碰到跑国际马拉松的“大牛”。但有的变化让王军有些不是滋味,以前大家经常挂包的栏杆,现在变成了收费的存包柜,存一次包20元,不再是那种自由、开放的全民健身场所了。

奥森公园名气大了,来的人多了,去年游客量有1300万人次,比2009年高了6倍多。对免费开放的奥森公园来说,维护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公园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人物》记者,“公园一年的支出是4个多亿,财政拨款1.4个亿,剩下的得我们自己去挣啊。”

冬奥会来了

导游张媛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她来说,奥运最大的遗产就是给这座特大型城市带来的变化。

因为工作原因,家住石景山的张媛总是穿梭在北京各个地区。她对北京交通的变化尤为敏感。她还清楚地记得,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时,北京只有1、2号线地铁,而这两条线路在30多年前就建成了。到2008年奥运会举办时,地铁13号线、八通线、5号线、10号线、奥运支线、机场线一下都通车了。

2007年10月7日,北京地铁从3元、5元的梯度票价改成不计里程的2元,这是中国地铁史上第一次实行票价下调,北京成了全国地铁票价最便宜的城市。调价后,张媛充满了自豪感,“外地游客来北京的最大感受就是羡慕嫉妒恨。”直到2014年12月27日,北京地铁才恢复了按里程计费的梯度票价。

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奥运遗产还有北京城的绿化。在申奥报告中,北京在绿化上做出了7项承诺,所有的承诺在2007年宣布达标,其中城市绿化覆盖率从2001年的38.8%提高到43%,甚至还做到了居民出行每500米就可以见到公园绿地。在加速植树造林的过程中,一些意料之外的事也困扰着北京,每到春天就飘絮的雌株杨树在北京越来越多。为了快速成荫,这种在2001年就被禁止用于北京绿化的树种被栽种在为了奥运而改造的四环路、五环路、机场路两旁。

最为头疼的空气质量问题也在奥运之前达到了承诺标准,到2008年,北京空气质量好于国家标准的天数有274天。北京为了筹办奥运实施了20项重大环保工程项目,但奥运一结束,北京空气质量又持续恶化,雾霾成了北京空气的代名词。首钢在奥运前迁入河北境内,但讽刺的是,钢铁年产量占全国十分之一、和北京相邻的河北省成了北京空气污染的一大来源。

北京奥运会举办7年后,北京-张家口获得了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北京成了第一座举办夏、冬两季奥运会的城市。

两届奥运会有了关联,2022年冬奥会计划使用25个场馆,北京赛区共使用12个,其中11个为2008年奥运会的遗产,鸟巢将再次成为开闭幕式的举办场馆。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林显鹏告诉《人物》记者,“冬奥会结束之后(场馆赛后利用)不存在还有什么压力的问题,像水立方变成冰立方,就是把这个冰堆上去,仅此而已,冬奥会结束之后把它拆了就完了。”

洼里人和奥运再一次有了联系。

“没有冬奥会,这10年完了大家就把奥运淡化了,把洼里也淡忘了。”洼里博物馆的现任负责人陆金萍说,就像现在已经没人记得1990年亚运会主场馆原来的地方是大屯乡一样。时间一下子抹平了这座城市原有的记忆,陆金萍想抓住冬奥会这个机会,好好宣传一下洼里博物馆,“要记得,办奥运这地儿是在我们洼里。”

洼里博物馆的创办者杨德禄至今一讲起洼里就容易激动,常常说着说着就哭了。这位大半生都和奥运扯不开关系的洼里老人,在60多岁时有了新目标,他追着冬奥会去了张家口,在此起彼伏的山上建了一个越野公园,半个月前公园里还举办了一场越野车竞赛,“我对洼里,对奥运,好像是付出太多了。”

2015年7月北京在吉隆坡竞选冬奥会举办地时,洼里乡当年第一位搬迁的村民那忠的儿子那和利就在现场。他作为2008年奥运火炬手,打算和女儿一起申请冬奥会的火炬手资格,如果申请成功,那和利希望在2022年火炬传递时,亲手把火炬交到女儿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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