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所谓啊,我确实不是知识分子

文|刘磊 采访|刘磊 张薇 编辑|张薇 摄影|高远   2017-04-27 22:59:06

人物PORTRAIT=P 陈可辛=C

谈内地电影市场不能永远追潮流,也不能一意孤行完全不管市场

我拍不了小镇青年的东西

P: 这几年在内地拍片有渐入佳境的感觉吗?

C:其实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问题。中国电影商业化之后就全盘大变那10年,很多导演也都不适应。对我来讲也是,因为我确实也不喜欢拍大片,但是整个潮流就是这样。你不拍大片的话,一小片就变成文艺片,我也不是拍文艺片的,就是艺术片的,所以变成我在中间就很难生存,就必须得往一边靠。过了那个阶段之后,我那几年拍《中国合伙人》开始,其实还走得比较前头。那个时机刚好,就是说整个市场开始改变。但改变了之后,好像渐入佳境,但是其实也不是,因为它也有另外的问题。

P: 另外的问题是什么?

C:电影年轻化,这个是全球的问题,就是超级英雄啊什么,就是电影已经不是以前电影院的东西了。其实还是要拍大片,中国比美国还好一点就是说,因为电影是一个新的玩意,所以除了大片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在三四线城市很卖钱的,一些小镇青年喜欢的戏。其实那个对我来讲也是个困难,因为第一我不是本地人,我都在拍现实题材社会的问题,接地气的东西,但是你要拍小镇青年的东西,我也拍不了的。所以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难题,也必须要找个突破口。

其实我觉得中国市场那么大,跟以前我常讲美国一样,美国能有像伍迪·艾伦这样都能够拍到那么老,都能够有那么多电影,就是说它电影市场大,人口多,你只要做10%、5%的观众,可能都已经是能够支撑一部电影的成本。所以你不用去追高票房,你不用去追十几亿、二十亿那种,没关系。所以那个时候拍完《中国合伙人》,我坚决要拍《亲爱的》,当时所有跟我合作的人都觉得没理由的,不应该继续拍这样的一个类型或者成本的戏。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永远在追着那个潮流的所谓利益最大化,因为你这样去追的话,很快你会迷失,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做。但不去追也不代表我们就一意孤行地拍一些我喜欢的,然后就完全不管市场,那个也不对,我觉得是两边的一个妥协跟一个交流。但是问题你这个市场发展下去,整个生态会沿着那个利益最大化去变成一种生意。很多时候,不只是大明星,包括工作人员等等,我们这几年每一部电影,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翻倍地涨。就是这一部找这个人这个钱,下一部就是一倍,那下一部也可能是一倍,就是一倍的一倍。

P: 就是可能是一年之隔,价格翻倍。

C:对,因为我们一部戏也要一两年,一年之隔,就是两部戏,他在你的戏做出来了。因为真的尖端的,真的做得好的就那么几个。这几个就把很多的价钱都带起来,所以我讲的还不只是演员,包括工作人员,包括景地,包括场租,等等的所有东西。

不能有一个老板在那儿,他能左右你所有的决策

P: 这几年是在内地找到自己拍片的一个节奏了?C:我觉得第一还是要平衡两边,往哪个方向也不是说我就很清楚,就只能拍这个类型的电影。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一把年纪了,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到你有兴趣,拍的时候有激情,其实也不多。你不停地在你的年龄里面去找一些,会触动你的题材,那《中国合伙人》是,《亲爱的》是,这几年其实一直在拍。包括当时拍大片,我也在大片的市场,需要到大片里面去找能够触动到我的题材,所以每部都需要这样去找。那你现在怎么去做,你说题材就很难说了,但是还是要平衡那个收支,那怎么平衡收支呢,就只能一路去(摸索)。我觉得问题还是很多,但是我觉得我做那么多年的电影,现在已经是最好了。

P: 跟UFO(1990年代初陈可辛与曾志伟等一同创办的电影公司)时期相比呢?

C:差得远了,UFO时期只是表面风光。其实UFO那个电影公司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电影公司,但是它的成功就是把我们几个电影做了起来,其实在利润,根本就不应该用利润这个词,我们每个股东都赔了很多钱进去。就是那几个主创分的时候,大家都是欠了一屁股的债。其实只要有一两部不成功的,这个公司的收支就非常非常的(难平衡)。因为那个时候你看香港的电影市场,香港才几百万人,那我们是服务全世界流离的中国人。那么以前有唐人街,新马泰啊等等这些地方,台湾等等。其实那个问题跟现在服务小镇青年是一样的。因为到新马,到泰国,还是需要一些比较简单、比较直白的东西,或者比较肢体的戏剧。惊悚喜剧是最好的,这些都是不用太过想太多的东西。其实当时UFO的电影也是去不了那些地方的,也是只是香港比较好,所以我们收支平衡才那么困难。我们面对的问题其实那么多年来没变过。在现在来讲你怎么样说成本高了,但是你那个观众群体大了很多很多。所以你怎么说困难,我觉得还是比以前好。

P: 我还挺诧异你会用“最好的时期”这样的一个词来形容现在。

C:对,因为我不是影评人,我不能去看整个市场现在有什么电影,大家满不满意,因为那个很主观。每个人对什么电影是好,什么电影是不好都不一样。尤其是你越来越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要是你站在我的制作的条件的环境,其实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是会比较先去担忧一些未来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你不能只看现在,你看现在的话,你下一部电影的问题就很麻烦。我也不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人,但是我觉得我怎么样也要看前一两步。

P: 你之前说过,你觉得中国电影它是越来越往好莱坞的方向走,最终会走到好莱坞是吗?

C:其实什么算好莱坞呢?好莱坞不就是市场大吗?要是你说片场,就是studio system,大制片厂作为最高决策,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发展,很难形成一个典型的好莱坞的studio system。它是一开始就没有牢牢地把艺人跟幕后的人员控制着。因为现在资本之多,而且发展之快,来自四方八面,其实没有几个大公司能够说了算,所以也造就了我们这些导演们有那么大的话语权。我们现在在中国拍戏的话语权比斯皮尔伯格在美国大得多了。

P: 但是你对导演中心制好像又是不太赞同的是吗?你有一个矛盾的心态在这方面。

C:因为很少导演有我那么理智啊(笑)。

P: 每一个电影可能都有七八个投资方,这会是你的一个策略吗?

C:不一定。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的潮流。经过曾志伟、美国制片人到于冬,之后我其实就开始学会不能再靠人了。那也同时不能再跟一家公司作为主投,但是这个恰恰又跟中国的发展,这几年的发展碰上,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变成我做这个事情就没那么困难,因为别人也是这样。就变成说你不能有一个老板在那儿,他能左右你所有的决策。

谈导演与监制

任性的人需要是一个天才,我从来都没觉得我是个天才

我一向都很谨慎,这个是没法改的

P: 到内地拍戏这么多年,对内地社会是已经有充分了解了吗?

C:不会。内地人都不了解,我怎么了解呢?不会。

P: 对于内地的文化呢?

C:也不会。我只能说为什么我能拍,就是我没觉得这些事情有这么特别,因为我觉得每件事情,包括你说拐卖小孩这种事情,可能在外面没有,但是不代表当你发生了之后,这些人的反应会有不一样。我还是以个体来讲,其实这些人性的反应是一样的,有些时候,不是每个事情是我拍之前就知道的,甚至我拍完才了解的,但我也拍了。我是到拍完那个戏才了解到某一些很细的、有文化差异的细节,就是可能我拍的时候都不懂,确实有这种情况。P: 比如说哪些细节?

C:包括农村里面的一个状态,包括农村跟城市的分别,包括农村人需要劳动力,他需要男孩等等。然后到农村里面没有男孩是代表了什么。包括封建,包括一孩政策,包括很多东西,一环扣一环,这整个圆起来,很多东西里面有一些细节,不一定是每一个细节我都懂。但是问题是,这不影响我在观察跟拍的时候用人性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有趣的,每拍一个戏都使我对一些社会的现状更好奇。那你说我懂不懂?每一部戏就懂那一小块,拍另外一部戏可能又懂一小块,其实也不全懂。因为你说现在本来要拍《李娜》,也是为了想更了解80后、90后,那么当发觉了解80后之后,李娜代表80后嘛,但是其实90后跟80后又完全不一样。包括李娜的反体制的那种反抗、那种叛逆,对90后来讲,都好像觉得是有点,哎,为什么要反?

P: 都已经不存在了。

C:他们没有,他们根本没有,不存在。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别说我懂不懂,其实你问一个内地人都不一定懂,每天都在变。我们拍电影就是观察。

P: 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讲,你现在已经这么大一个导演了,其实完全有任性一把那种资本,感觉你好像还是很谨慎?

C:谨慎绝对是我的(性格),我一向都很谨慎,这个是没法改的。

P: 性格里边的东西。

C:这个没法改的,那怎么来的也很难去,我都自己尝试去分析。从童年的经历、父亲的经历,看到他的辛苦,他每次碰到失败的时候的情况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很难去深究是来自哪里,我觉得一定是经历加个性加基因加很多东西。我爸爸有没有教我怎么做人,其实是没有的,其实他没有说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也没有的。

P: 内心就没有偶尔有一个时候想任性一把?

C:其实对我的团队来讲,跟我合作的人来讲,《亲爱的》已经是任性了。因为理论上当《中国合伙人》有那个票房,我是应该跟着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现实题材,喜剧也好,什么也好,那种电影就不停地往上的那条线嘛,2012年拍,2013年上,你跟着那条线的话,其实我现在就是十几个亿的票房的电影导演了。但是我觉得我做不了,我不是不想做,是我做不了,我真的做不了。

P: 偶尔会羡慕那些就专心去搞电影艺术的导演吗?

C:羡慕没用的,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任性的人需要是一个天才,我真的从来都没觉得我是个天才,我觉得我是个很幸运(的人),我很努力,也很谨慎,是这样这几个东西加起来。我觉得我有一定的判断力,但是我不是那种闭上眼睛,无中生有,就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品的那种导演。

P: 你怎么看,比如像毕赣这些新导演,他好像就专心在搞自己的电影,不会去担心票房那些东西?

C:我觉得有艺术片诉求的导演,他就必须这样做。其实每个人他之所以有他的人生的一种方向,或者态度,或者理论,都是因为他是怎么样的一种人而会形成他的那套价值观,他的那个取向。那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路,我觉得毕赣他就应该做那种事情,姜文就应该做姜文的事情,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做每个人的事情。每个人的世界观,他觉得对跟不对,都来自于他的可能性,或者他的limitation,这些加起来是形成他的那套价值观体系的。

生意是没有乐趣的,监制也没有,成了才有满足感

P: 你因为又做监制,又做导演,你是同时从生意跟创作两方面有乐趣的人吗?

C:生意是没有乐趣的,在经营啊,营销啊,这些不会有乐趣。你在监制也没有乐趣。其实你可以说,成了是很有满足感,但是过程有乐趣是不可能的。因为每天要解决问题,我刚一直在看手机,因为今天我监制的戏又发生了一些问题,又给人家去扣了我们道具仓库的东西,把所有东西锁住,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东西能证明我们是拍电影的。就一些很官僚的事情。然后戏又要停下来,就很多状况,你觉得去解决这些东西会有乐趣吗?不可能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在做导演的时候,我就要保护我的作品,要去做这些事情,要去管这些事情。管了这些事情之后,你发觉原来你能管这些事情。所以你有了这个形象或者有了这个地位或者这个位置,加上有了这个名气,加上有了这个凝聚力,就找到一些很能干的人来跟你一起去做,变成你能够给一个这样的体系,给一些年轻导演(去做)。那做了之后,其实除了满足感,也有收入,而且这个收入比我自己做导演的收入的压力小,因为你在前线确实是压力大很多。作为导演,你每年要拍一部戏,是非常非常难的,现在我可以3年拍一部戏,我公司都还在运行,所以这些变成是一个必须的东西。

P: 所以说监制跟导演两个身份,其实你真正享受的还是导演那个身份?

C:当然更享受做导演的时候。

P: 但我看也有人说你是一个好导演,但你是更好的监制。

C:我为什么是个好监制,就是因为我是用一个导演的心态来做监制的,就是我不是纯看着生意来做监制。所以很多时候,我甚至会叫人家,你多拍,没关系,因为我会看整个全局,就是我会看这个戏贵1000万,其实对那个回收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因为很多监制没有导演这个身份或者这个话语权,所以他很多时候呢,就不能够做这样一个判断,就只能按照本职办事。我可以说,其实这1000万,要是你这个电影是10个亿的电影算什么呢?就有些时候我可以说这样的话,这些是有些别的监制说不了的,或者他没有这个影响力或者这个话语权。所以我觉得说我是一个好的监制,不是真的是我的能力,而是我可以有一个更大的格局去看这个电影。

我站后一点,我先看,你们先说,我最后去把关

P: 很多人也说,其实你是一个很善于调教演员的导演。

C:主要就是要有耐性,我觉得。更重要是开放,不要有一个既定的、很强烈的一个既定的概念,就是我不会觉得我一定对,你跟着我,你就不会错了,这个是不行的。你们跟着我走,肯定是最有效率的,因为有一个人知道全盘的计划,你每个人听就行了。这是个很好的总司令,你可能会发现更快,更便宜,更有效率,但是不一定更好,因为好不好就看你是不是天才或者在你那一刻是不是天才,因为就算你是天才,可能在那一刻,你也不一定对的。

我呢,反而站后。我站后一点,我先看,你们先说,我最后去把关。我会给演员很大的自由度。因为我知道很多演员是很脆弱的,很敏感的,而且是剧组里面看似地位最高,但是其实是最被动的,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演员的心态,尽量给到他对你最大的信心,给他最开放的位置,给他去表达他自己。更重要的是跟他去聊这个角色,聊得透一点。其实每个演员都会站在他的角度,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就说你别站在你的角度嘛,你站在整个戏的角度,但是当他站在他的角度提出了所有的可能对你情节线的难题,慢慢去解决,要是你能解决,能解决80%,你这个电影会更合理更好看。那无论观众代入哪一个角色,他都不会觉得突兀,会使得你电影更饱满。所以呢,我通常就会尽量跟他们多聊,使到每一个演员都在他的角色里面找到他的点。

我不掌控。我完全不掌控。以前年轻的时候呢,分了镜头,想了三五遍怎么拍这场戏,然后镜头来要从这儿到这儿,然后你讲话,然后到这儿。结果任何一个演员来给一个意见或者摄影师说不如这样更好,你不能改,一改了,你全盘计划就崩了,那个是没有经验的导演。而且还有预算、时间压力的导演。到你去到我现在这样,我又不拍千军万马,所以我就说,我就拍,那么就三个人在讲话,我怎么分,有什么分别呢?拍这些我就很舒服。所以我现在拍戏的状态就是我真的可以不想就去现场,在弄剧本弄完,跟演员聊完就去现场,拍就来呗。然后你们排戏,排完之后,摄影师来,这里一个,这里一个,分多几个,每一个人都抓到,其实我最后那部电影怎么样,回去剪片的时候才决定。因为可能我写的时候是这个角色最出彩,这句话最好,但是演了之后可能不一样。所以我可能给的那个重点不一定是对的,所以现在我就非常放松地去给他们,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其实我很早就意会到了,我拍完《甜蜜蜜》就意会到,所以我去到美国拍戏的时候,我美国那批演员开心死了,他说没见过一个导演那么开放给我们去演。

P: 感觉好像你是日益生出了一种安坐于当下的这种禅定的感觉。

C:对,但是这个又有一点,跟我一向讲的一个观念有点冲突、有点矛盾。因为我常觉得缺乏安全感,这个是最好的状态,因为使到你永远都很紧张、紧绷。但是我终于找到现在这个阶段,我是挺有安全感的,挺松的。

谈成长与家庭

我爸的问题是他太觉得自己有才华,那是一个最大的绊脚石

我的价值观有点奇怪,小时候审美很保守,越来越开放

P: 小时候,你父亲经常带你去片场,带你去看电影是吗?C:我看电影肯定有了,从小就是很多时候都看电影。记得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大赛车》,里面很多晚上的镜头,反正我很小,应该是几岁,也没有什么印象。包括有些很经典的戏,很小时候就看过,但是当时是没感觉,包括《毕业生》。当然还有一个有感觉的,很恐怖的,我记得是凯瑟琳·德纳芙演的,我爸爸很喜欢凯瑟琳·德纳芙,那是他的女神,法国女明星。那个墙里面很多手出来,也是心理状态的一种东西,很恐怖,黑白片,我记得那部电影特别恐怖。因为家里当时也没有阿姨,爸爸要看电影,妈妈要看电影,就只能把我都带上,所以从这样开始跟电影接触。那个是波兰斯基的一部电影,香港翻译叫《血屋惊魂》,是他的黑白片,但还没去拍《天师捉妖》,还没去美国拍戏,还在欧洲拍戏的时候,一个挺经典的电影,应该是他第二部还是第三部戏。

P: 那小时候看电影的频率是很高的,是吧?

C:肯定很高。我记得到我中学的时候,我因为怀念香港,暑假回到香港去。因为我爸有时候还常回香港,香港那个老家还留了一个房间,别的都分租了,留了一个小房间,他回去的时候还在试一些电影的,还没有完全放弃电影的时候,就还常常回去。那我暑假回去,有些时候可能是回去一个多月、两个月,我记得那时候我就14岁吧,我有个同学,很好的同学,也很喜欢电影,我们是会每天看一部到两部电影,就一个月其实是看50部电影。当然你说一个月看四五十部电影,他能上四五十部吗,没有。但香港有三个场次,早场,工余场跟午夜场,就这三场戏呢,不停地重放老片;而且呢,你不知道放什么,你要看报纸,每天的报纸一格格,就说今天5点放什么,午夜场放什么,什么电影都有。

P: 当时电影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C:对我一向都是故事人物。我知道斯皮尔伯格一直觉得电影是梦,其实对我从来都不是梦。其实斯皮尔伯格的戏,我念书的时候我也不是很喜欢,我在念大学的时候,他的《夺宝奇兵》那个时候我还不去看呢,我根本就不去看,到后来才在录影带里面看,所以我是对那些电影是,斯皮尔伯格那种所谓的梦的电影是没什么感觉的。

P: 你那时候喜欢的电影或者导演都是哪些?

C:其实都是有共鸣的东西,当然也是有自己慢慢成长的东西,我现在最喜欢伍迪·艾伦,我记得我曾经在中学毕业之前是不喜欢的。我的价值观有点奇怪,我小时候审美很保守,其实是越来越开放,不是说小时候开放,越来越保守。

P: 小时候保守具体是指?

C:因为我看《曼哈顿谋杀疑案》,就十七八岁吧,我没法带入伍迪·艾伦那个角色的,我觉得他的道德观我是很讨厌的,但是后来我就理解、明白,就越来越喜欢他的东西,就是我是反过来的。

P: 现在喜欢的导演还有谁?

C:现在我只是在技术上欣赏他的一些能力,包括说大卫·芬奇这些。那你说现在有没有一两个导演我觉得他影响我很大,其实没有。其实我觉得伍迪·艾伦影响我挺大,对男女关系等等东西的看法,包括我的成长,我开始理解男女关系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它可能会是这样,你开始接受一些人性的缺点,甚至不道德等等。但是当时我常觉得影响我最大的是,我一直有讲过其实不是一个导演,是一个歌手,是保罗·赛门,他的词都是讲一些人生的东西,我觉得里面的词都很有意境,你都看得到画面。我一辈子都是那些画面去影响我拍戏,包括我喜欢纽约,喜欢伦敦,都是因为他的歌。我觉得可能就是从小受这些歌的影响,看到的纽约都是下雪,都是灰暗的天,都是失恋,都是什么,都是这种,就还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吧,就是你觉得这些愁都很浪漫的那个感觉,我觉得这个回到我的电影,是有一定的关系。

99%的人以为他是1%的人,那就完蛋了

P: 你会觉得你父亲是一个失意者吗?

C:其实是挺失意的,其实是挺失意的。

P: 这种失意也会传递到你这边?

C:嗯,我觉得这种失意,他常常说有些时候他的东西是造就了我,也可以这么说。

P: 他的这种失意会促使你对机会的来临更敏锐吗?

C:我常跟我爸说一个东西,我说我爸的问题是他太觉得自己有才华,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最大的绊脚石,对任何人。因为这世界真的有天才的人就没几个,这不是他教我的,这反而是我一直跟他讲的。因为他是做什么事情,他是我觉得我就这样,那回头来看,我现在分析他以前的失败,是每一次都是他决定错误。

P: 就是他很相信自己。

C:对,他太相信自己,我觉得是这样。

P: 你觉得才华会屏障人的判断?

C:才华当然是需要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才华,不是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问题是你去到一种大师的感觉,你觉得你自己是天才的话,那是一个绊脚石,因为99%的人不是天才。那99%的人以为他是1%的人,那就完蛋了。其实我就觉得,我也没觉得我爸没才华,但是我爸,他不是那1%,你就别想自己是那1%,我觉得不是那1%,所以问题是他做很多决定他都会觉得我就要这样,对,我就要这样,不去顾很多,因为其实很多事的成功是天时地利,是很多事情加起来的。

P: 你觉得电影导演里边,比如说1%有哪些?

C:很难说。因为可能我们看他很厉害,其实他也是熬了半天才熬出来。也可能他也是很多运气,很多东西,机缘巧合,就你当然看到一些,其实你选那几个大师肯定就是感觉上是最强的,他们也有错的时候,也不是每一部都对啊,对不对,他们也有错的时候。

P: 你是不是有意识地像你父亲的反面,因为目睹了自己父亲的这种状态?

C: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我很难去判断,但是我觉得人都是累积嘛,都是经验累积,事实让你变成怎么样一个人,可能是这样。但是我有没有觉得你,我要走跟你不一样的路,我没想过。

P: 但是他那种失意,应该还会给你造成这种危机感吧?就是你觉得成功没有那么容易。

C:应该有关系吧。

P: 现在对你来说,重心就是两块,一块是家庭女儿,一块就是电影是吧?而且家庭是排在电影之上?

C:肯定是的,肯定是的。我觉得人真的是各方面要饱满,工作要有满足感,当然这个不容易啊。这样讲的话就好像自己很好,但是也不是每个人能做得到,就是工作要有满足感,家庭要兼顾得好,我觉得真的是两样都要兼顾得好。因为我觉得家庭是很重要的,我看很多人很成功,没有家庭,其实也很容易迷失,尤其是男人,成功的男人,当你没有家庭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根,就很容易做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P: 女儿对你的影响是怎样的?

C:我觉得有了女儿,也不是她出生的时候,她也10岁了,从她三四岁开始,开始有交流之后,其实是挺不一样的。你看着她成长,你看着一切的东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会放弃很多你的一些原则。就比如说昨天我们去一个节目说玩游戏放水,就是玩电动游戏,你会不会为你的老板放水。我没有老板,但是我女儿就是我老板,你会不会为你在意的人放水?我觉得这些是会的。这些可能是你原则上不会做的事情,但是当你有了女儿,你真的知道怎么是完完全全,100%义无反顾,不用讲任何道理地去爱一个人,而且去让她、去希望她快乐。这个是妻子都没有的,就爱情里面是没有的。这个是很奇怪的东西。真的是这几年才感觉到。要是所有人都先做父亲才去谈恋爱,那就更好了(笑)。

P: 你这样表达过你和吴君如的关系,说,陈可辛心中住着一个吴君如,吴君如心中住着一个陈可辛。

C:讲得白一点啊,恰恰回到我们这个《喜欢你》的主题,就是所谓CP,什么叫门当户对,什么叫匹不匹配,什么叫对不对两个人,其实不知道的。你去找到了一个人,怎么会跟你那么不像呢,那一定有一点点我的逆反,我的任性。我记得《甜蜜蜜》之后,我有些朋友说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个奖杯的女朋友,就是模特啊,各种了。我说那多土啊。就是你就会觉得,有些女生很漂亮,你不能跟她出来吃饭,那事情很土的,约会都不行。当时我觉得吴君如就刚刚好,大大咧咧的,那也漂亮,但是也不是典型标准的漂亮,完全不漂亮我也不行,所以我觉得刚刚好。在一起之后其实也很多东西不对的,大家都价值观什么的都不太一样,然后也有吵架,也有分开过,分开过之后又觉得有些东西挺好的,又回来在一起。

终于在一起之后,你慢慢会了解,原来很多你觉得不对的东西,原来是你来的。就是你照着镜子。人都虚伪,都觉得我是很酷的,我是不喜欢关注的,其实你找一个这样的人,其实你就不是,你就是想做她,不过你表面想装酷,其实你里面就是你想有人关注。其实你就是有那样一个东西,你自己藏在里面,你借这个人来藏住你自己,我觉得可能是这样,这也是最近才想出来的(笑)。

谈天真的失落和野心

做东西我是希望成功,但是希望做成功有什么问题呢

P: 你经常会讲到一个童真的失落,你觉得你现在失落了哪些曾经的童真?

C:很难具体地说失落什么童真,但是不如这么说,我觉得我今天讲了那么多话其实我还是很天真,我还没有失落,最核心的天真还没有失落。因为真的失落天真其实就不会讲,可能连拍戏的动力都没有,就都不会把人生的东西拿来在电影上去讲。

P: 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C:太谨慎吧。太谨慎又是优点又是缺点。都是同一个东西,对,肯定是太谨慎了。陈可辛全家合影

2012年9月中旬,邓超、陈可辛转景纽约拍摄《中国合伙人》

P: 你的电影里边,包括你之前讲过你对欷歔感,那种物是人非其实是情有独钟的。我看你讲过,说你很小的时候,脑子里面就有一个画面,大概意思就是说一个富人家繁华过后,就剩残花败柳。

C:那真的是,以前小时候在家里看TVB的电视剧,《朱门怨》那种东西,你知道吧,其实就有那个感觉。唯一一个不是西方体系的东西就是那种连续剧看到的东西。因为你回来的时候,本来是一大堆小孩跑来跑去,八家人一起住,突然间就已经是破落户了,那种感觉。

P: 你为什么从小就有这种感觉?

C:不知道,真不知道,从小就是这样。我觉得以前对这种欷歔感是特别有感觉,所以早期的电影,爱情啊什么,都是跟这些有关,都物是人非。但是后来呢,等于现在就讲人的善恶跟野心等等,我觉得《投名状》还挺重要的,因为《投名状》的李连杰呢,其实是我非常能代入的。李连杰幼稚吗?当然幼稚。他可能以为他比刘德华、金城武聪明很多,野心家,但是野心家就是幼稚。我们每天都见到不同的李连杰,不同的庞青云,起起落落。包括我说我要怎么样,我不要老板,我那些其实都是幼稚,到最后这些都不用讲,可能我再做访问,再把这些东西再讲出来,都还是幼稚的。到一天可能我根本就不做访问了,那才是觉得,其实你根本就不用讲了,你自己都不需要了解,其实你已经全了解了。

P: 就成了扫地僧了。像《中国合伙人》,口碑很好,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争议的声音,最大的一个声音就是关于价值观方面,但是你其实反复说,《中国合伙人》是很代表你。

C:非常代表我。

P: 你对那些质疑的声音是怎么看的?比如说你讲的是成功学。

C:当然是讲成功学啊,《中国合伙人》是讲发财的,你不讲成功学讲什么呢?

P: 对。他们觉得这种价值观是有问题的,那你觉得,其实这也是你的价值观?

C:不,那个只能证明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我觉得是更代表我的,我不是知识分子就不是知识分子,没所谓啊,我确实不是知识分子。

P: 你说过,其实邓超那个角色是……

C:那个是最像我的。但是不代表他的经历也是我的经历,但是那个是最像我的,就是很急迫要成功的,你回头来看,我是有目的性的嘛,做东西我是希望成功。但是我希望做成功有什么问题呢?但是我做的过程里面,我认真地去做,我也没有拍了一个违背我的。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只是出很多份力去把它做成。包括除了作品本身,我会尽量去配合营销,配合发行去做很多事情使到这个事情成功。其实我唯一跟很多导演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说出来。谁都这样做,谁不这样做呢?今天中国电影市场允许你不这样做吗?你能拍一部电影不是为成功吗?那不虚伪吗?那不就是虚伪吗(笑)?我唯一分别的就是我坦白而已。

P: 你特意强调自己不是知识分子,其实一般电影导演在内心其实还是把自己会更视为知识分子一些。

C:那看你怎么定义知识分子,其实你当然不能说你完全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你不是那种高级知识分子,就是我不能够永远冷眼地用很批判的角度去看人生,我还是在人生里面,我还是会被所有的七情六欲打动的。所以我的电影其实也不是那种三大电影节的电影。我确实就不是那样,我也认,我觉得我也没办法。因为我也没办法,其实一样,我不能拍给小镇青年,我也不能拍给戛纳,那我只能拍到一个东西,我自己能感动的。

P: 你说更早期,20到30岁这个阶段你是一个兔子的阶段。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是一个乌龟的阶段。做龟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让你更清晰地看到方向和目标?做兔子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更躁动的那种东西,但是龟的状态是稳的?

C:我觉得每个人走到最后其实都是乌龟,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在不同阶段都曾经是兔,曾经是乌龟。有些人可能结果就是乌龟,完全没做过兔,也有,但是我觉得我又做过兔,又做过乌龟,还挺好的。

龟其实是一定走到目标的,只是时间而已,兔是会摔死的。但是我不是不同意能做兔的人去做兔,因为做兔也是一种享受,就等于我说到过《金枝玉叶》之后那感觉,也是一个享受,但是记住,你不会一辈子是兔的,就没有人是一辈子是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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