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获得了终身成就奖的女作家

文|单琦 编辑|张薇   2017-04-27 22:58:53

3月,全美书评人协会将终身成就奖颁发给78岁的加拿大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1960年代初期,我念英国文学时,所有学生必读的一本重要评论作品是《多义七式》(Seven Types of Ambiguity,该书改变了整个现代诗的历史,也开创了“细读”批评范例)。惊人的是,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写作这本博学的作品时年仅23岁。同样惊人的是,他正苦心孤诣撰写这本书之际,却被剑桥大学开除了,原因是在他房里发现避孕用品。”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女士用这个事例生动地说明人类是如何受限于时代:“不是像琥珀里的苍蝇那么僵硬透明,而比较像糖蜜中的老鼠。”3月,全美书评人协会将终身成就奖颁发给这位78岁的加拿大籍女作家—既身处时代的限制中,又以作家之眼旁观时代的限制。

童年的阿特伍德在昆虫学家和营养师组成的家庭中成长。由于父亲昆虫研究工作的需要,阿特伍德自6个月大时,就开始了她的丛林探险。年复一年地进入林区又离开,在八年级之前阿特伍德甚至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全日制教育。但“这绝对是一种优势”,这种经历让文明与蛮荒之间的张力成为她作品常见的主题之一。

经历了丛林与都市双重童年后的1960年代,年轻的阿特伍德创作了小说《可食用的女人》,写出了《圆圈诗集》—获得当年加拿大本土颁发的最高文学奖项“总督奖”的作品和《该国动物》,却无法免俗地要处理面包与水仙花这个永不过时的矛盾。得知获奖消息时,当时正值双十年华的阿特伍德,居然只有一双休闲鞋。1960年代的加拿大,作家是不能算作职业的。她仍记得那个年代“戴副眼镜,邋里邋遢”的自己,并将那时的境况描述为:贫穷和顺从—顺从自己内心的召唤。

同期另一位广为人知的加拿大作家,便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爱丽斯·门罗了。阿特伍德回忆,“从1969年,也就是她的故事集《快乐影子之舞》和我的诗集《圆圈游戏》双双出版的那一年起,我跟爱丽斯·门罗便成为了朋友。一次我去维多利亚拜访她,睡在她家地板上。那时许多加拿大人都是从短故事开始写起的,因为60年代的加拿大要发表小说很难。我们都是从罗伯特·韦弗在CBC的电台节目《选集》中起步的。”

她们都跨过了时代降下的火圈。全美书评人协会颁奖人在介绍阿特伍德时评价道,“她不是一个女人,她是20、30个女人。”阿特伍德在写作上的确涉猎广泛而又笔耕不辍。她写《盲刺客》,用宏大而精密的布局,嵌套了一个又一个故事;创作一些短篇,并将其描绘成“一场诡计多端的客厅游戏”;写《使女的故事》,一部常人理解为未来小说,但阿特伍德本人坚持认为是“思辨型小说”的作品,用以表现“现实生活的逻辑延伸”。她并未在小说中提供解救社会的良方,只是专注完成针对读者“有些事情你必须要知道”的使命。有趣的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唐纳德当选后,《使女的故事》这本于1980年代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盘踞23周未下的小说又一次开始热销,并被改编成了美剧,将于4月26日上映。这或许跟阿特伍德对小说创作的功能性的理解有关:作家既是幻象制造者、技工巧匠,同时也是社会及政治权力的参与者。

21世纪初,阿特伍德出席为纪念威廉·燕卜荪开设的讲座时,进行了六场演讲,探讨“身为作家”这一暧昧又永恒的议题。究竟是为了什么写作呢?为了记录现实世界;为了在混乱中建立秩序;为了对死亡做鬼脸;为了赞颂艺术;为了赞颂宇宙…… 玛格丽特从不同的作家处列出写作的动机清单,却未能找到一批共通的动机,于是她只好改为追问写作是什么感觉:“写作或许有关黑暗,有关一种想要进入黑暗的欲望甚至强迫感,并且幸运的话,可以照亮那黑暗,从中带些什么回到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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